最后的“家”| 真正的家与养老院，所隔的不止那一层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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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并文：赖嘉柔 韩倩倩 陈雪映 林嘉敏 许敏静 姜晓雪 陈婉雯

指导老师：尹连根 曾温娜

编辑：林子尧

编者按：

2021年5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18.70%，比2010年上升了5.44%。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0%。这代表着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

随着家庭的养老功能部分向社会转移，养老院成为许多老人的选择。

本文为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同学们的毕设作品，他们深入深圳的两家养老院，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与老人们共同生活。以解答心中的疑惑——养老院可以成为老人真正的“家”吗？

“长者之家”“安心家”“温馨之家”……在宣传中，养老院总是被塑以“家”的形象，甚至院名就带有“家”这一字。

何为家？

《说文解字》道：“家，居也。”但“家”的词义演变至今，早已不单有物理空间上的意义，而是衍生出了血脉联系、情感寄托、乡情民风等涵义。

谢民韬把到市场买菜，称为“上街玩”。在老家，他喜欢在早餐后“上街玩”，得空了就坐下来看看电视。虽也是简单重复的生活，但有亲朋好友在，一起喝两杯，“日子就好过了”。他说不清什么样算是“家”，只觉得在老家，“有家庭温暖，舒服。”

  一位常坐轮椅的老人撑着栏杆站起来朝窗户外望去。林嘉敏摄

章萍则认为“家”意味着“团圆”，而如今住进养老院，“团圆不了了”。老年人对“家”的观念，渗透着他们过往的经历和当下的处境，勾连起他们最深的记忆与最执着的想象。

正因为“家”是如此复杂的实体与观念的集合体，养老院固然如上一章所展示的，对有些人的确是“家”的所在，但对另外一些老人来说，真正的家与养老院，所隔的不止那一层围墙。

“这是一个陌生的地方”

一到午餐或晚餐时间，护理员魏姐从她的房间里探出头来，朝对面喊一句：“谢民韬，拿杯来。”这时，谢民韬进房，出来时手上多了个不锈钢杯子。他大跨步走到莫姐门口，等她从一个大金龙鱼油罐大小的塑料容器里，倒出几小口酒来。

谢民韬爱喝酒，也爱抽烟。他常常搬了两张椅子在房门口，一张自己坐着，一张放个铁碗，作为烟灰缸。他自知吸烟有害健康，但从未想过戒烟，“好像对自己没有什么影响”。有时他话说多了，会用力咳好几声，但也不影响他下此结论。

谢民韬房间里两位老人刚搬来不久，他们入住后，谢民韬除了睡觉，很少回房间。他常左手提着水壶，右手夹着烟，在食堂和走廊间来回晃悠。我在门口遇到了谢民韬一位室友，他似乎不知道我常到这个房间来找谢民韬，热情地邀请我进屋看电视。提到谢民韬时，他小声说：“那人是个烟鬼。”

谢民韬曾因吸烟与之前的室友闹过矛盾。那时，谢民韬在房间里抽烟，他的室友拿了鞋示意要打他。不能在房间里抽烟，谢民韬便搬到了房门口，谁料旁边正巧是食堂的窗户，室友坐在里边，闻见烟味，伸出拐杖，作势要打人。谢民韬一把夺走拐杖，扔到了走廊的地上。

“要是在家乡，老子给他两拳。”谢民韬说着，挥舞起拳头。

谢民韬有一股乡村老汉的“野劲”。同我讲故事时，似乎总好强地想展现出他“不好惹”的一面。但如他的护理员所说，谢民韬不是不讲理的人。又或者说，他并不觉得自己是不合理的那一个，他甚至觉得“连烟都不抽，算什么男人家”。但是，他需要迁就这里的文明。

谢民韬在走廊上吸烟。 林嘉敏摄

谢民韬所在的四楼，居住的多半是半失能、失智老人，像谢民韬这样全自理的老人很少。谢民韬这样形容他们：“不抽烟也不喝酒，整天守着电视，等着吃饭时间，小妹（护理员）把饭打好送到面前。那样的日子……我都佩服。”

有一天，我刚与谢民韬交谈了二十分钟，他突然说：“今天你来了，看得起我，跟我说了这么多话，我平时起码要两三天才能说这么多话……这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在这里，孤苦伶仃。”语毕，他少有地陷入沉默中。

谢民韬的老家在湖南省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区，那是湖南、广东、广西三省交界的地方。他在那里生活了七十多年，出了门口到街上都是熟人。在家乡，不仅没有人管他抽烟喝酒，亲戚朋友还常邀请他去做客，一起喝酒。也正是这样，谢民韬唯一的女儿不放心78岁的父亲独自待在老家，怕他酒喝多了。在把母亲接到深圳带孩子后，也把他接到家中。住了不到两个月，谢民韬喝多了酒，和亲家“干起来”了。最后，女儿只得把他送到养老院。

福寿园董事长严敏称，目前院里百分之八九十的老年人来自外地，因子女在深圳工作、生活而被接来。同样被孩子接到深圳，又送进养老院的邱培雄说：“思想上经常还是想我的老家。”而当我们问起住得是否适应时，他第一反应不是直接回答，只哈哈笑几声道：“控制一下自己，为了子女，不要麻烦子女。”

除夕那天，谢民韬讲起了在老家过年的情景。糍粑、蒸酒、“跑油锅”的食物，要提前两天开始准备。除夕当天四点开始做晚饭，杀猪、宰羊、蒸鱼。“今天是哪一天我都搞不清楚，这里哪像过年的样子。你看，像不像样吧”，谢民韬摆摆手道。

后来，我常见谢民韬在走廊尽头的窗边站着。我走近时发现，马路对面一家餐馆的招牌写着“湖南麻辣烫”。当我问他是否注意到时，他没有回答，只说：“麻辣烫，我会做。”他回忆起在老家湖南江华，烧菜用的是木炭，味道比用炉子用电要好。这个季节，烤火的时候，把红薯放在炭火里，慢慢烤，慢慢烤，直到表面结一层酥香的皮，他很喜欢吃那层皮。但来了深圳，他便再没吃过。

难以打出的电话

“小陈——小姜——”

听到这熟悉的声调，是什么人、什么事，我们心下早已了然。70岁的郑继军不止一次请求我们教他打电话。他神志清楚，但可能因为年老，就是搞不清楚手机的操作，甚至看不懂是不是充满了电。我们与他的所有互动都围绕“打电话”展开。巧的是，这一次我们被迎面走来的护理员“抓了个正着”。护理员对我们说一句“快走”，随即接过轮椅的把手，将轮椅转了180°，一把将郑继军推到两米外，便去忙其他事情。

郑继军手机里存着家人的号码。第一次教他时，郑继军说：“拨个号，看能不能打通。”我们有些惊讶，不懂为何会出现打不通的情况。而这个电话如他预料的，没有人接起。

“不接电话，就怕我烦他们。”

护理班长马婷婷说：“他女儿都要被他缠疯了，他家人把他送到这里来就是被他烦死了。我们不要顺着他要安抚他，要不他家人把他送到这里来干嘛啊。”

郑继军才来这里两三个月，护理员们便结合他家里人的要求，鼓励他尽量减少与家人的联系，融入养老院的集体生活。

郑继军患有阿尔兹海默症，伴随着抑郁症状。负责他那层楼的沈林玉院长认为，郑继军所缺乏的，是一种需要别人更多关注的安全感，而一个护理员需要照顾五六个老人，不可能时时刻刻跟着他。“越是顺从他，他的这种情况就越糟糕”，沈院长说。

郑继军向我们抱怨道：“‘家规’不合理。不让我打电话，那我有啥事儿不能联系联系吗？你说，他们是不是不懂道理？”对他而言，养老院不仅难给他“家”的感觉，更是阻断了他与原先的家的联系。

郑继军平静时，也像其他老人一样，教诲我们；但他的情绪不稳，容易波动。

我们难忘第一次见他时的场景。“你们要好好学习，多实践，读原著：马克思著作、列宁著作、毛泽东选集、鲁迅的书……”他缓缓地念着，突然就哽咽了，眼圈泛红，眼里闪着泪花。我们不了解情况，一时也慌了，不敢再回答什么。好在社工慧琳过来“救场”，轻抚着他的背说:“郑叔，不激动，不激动。”

旁人看来只是闲聊的话题，也总会引起他莫名的情绪波动。情绪一波动时，他就如同婴儿寻求母亲的怀抱一般，给家里打电话似乎成了他潜意识里的需求。

郑继军的护理员将他推开后，我们刻意放缓脚步，郑继军推着轮子赶了上来。

我为难地说：“但是你也看到了，刚刚他不让我们教你。”

“他说了不算，你们教我用手机，这是义务。”

突然，他提出借我们的手机给老伴打电话的请求。推诿之间，他的护理员又悄悄走到了他的身后。护理员语气强硬地问：“你想干嘛？”

郑继军立即回答道：“她们实践（有这个课程，要教爷爷用手机）……”这是他提前编好的话术，但还没说完就被护理员打断了。

“你给家人打电话，你用人家的电话？你自己没电话吗？”

“我手机你也不让我打。”

“谁不让你打了？你经常打电话，谁不让你打！你一天天满嘴编话，我警告你，人家学生在这儿实习，要写论文，你不要胡说八道。你没有吃没有穿还是咋回事，你需要啥你跟我说。”

“围巾。”

“你那儿有围巾。”

“我要大的围巾。”

“天儿马上热了，你冷还是怎样？”

“我不打了，不打了……”

“没有人阻止你打电话，知道没有？不要在这儿胡说八道。”护理员推着他离开。

自这场风波后，郑继军没有再让我们教他打电话，但他不再像从前一样主动热情地喊我们“小陈——小姜——”。

被安排的“家”

“老了，没权利了。”

章萍房间窗户望下去的幼儿园 陈雪映摄

章萍摇着头说这话时，我才注意到她那枯干脸上的皱纹、苍白的嘴唇和凹陷的眼窝，想起她已93岁。

初见她时，她穿一双皮靴，走路还算稳健。相比这里许多年龄比她小的老人，她的健康状况要好得多。在这里，老人们被贴上的最基础的“标签”，通常是关于健康状况的——“失能”“失智”或“自理”。在养老院待了近一个月，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下判断：这是一位自理老人。

但身体上能够自理不代表对生活也拥有同样的掌控力，至少在选择居所这一点上，总由不得章萍自己。

“烦得很，住得好好的，又要搬。”2月9日这天，章萍异常焦躁不安。

由于院里楼层调整，她需要从三楼搬上四楼。她不喜欢麻烦护理员，也不放心让别人收拾，知道要搬“家”后，自己一点一点将东西拿出来包成一团团，大大小小十几个包裹堆满了房间里的两张床——这是她全部的“家当”。

她对于新房间的顾虑有两点——一是怕不能看到幼儿园，二是怕跟“神经病”住一起。

学习幼儿教育出身的董事长严敏，一直想做一个老幼共托的社区，在申办养老院约两年后，于2021年2月在一旁开办了幼儿园。老人和孩子常一起升国旗、做游戏，开展各种形式的互动。但疫情爆发以来，幼儿园和养老院只能分开活动。去年入住的章萍没能碰上与孩子互动的机会，但她房子的窗户正对着楼下幼儿园，她很喜欢站在窗边往下望，有时候搬个凳子在那儿，站累了，就坐着。曾有一次，她发现楼下有个孩子与自己的重孙长得很像，她忙打电话给孙子，问电话那头6岁的重孙：“你想没想太奶奶？”电话里传来稚嫩清脆的声音——“想”。

章萍口中的“神经病”，是指失能失智老人。据班长介绍，三楼能交流的老人大概有三位，章萍便是其中之一。她刚到养老院时，曾与一位失能老人同住，每到换尿裤的时候，“那个味道受不了”，即便是晚上，她也要往房间外面跑。“要是分到跟‘神经病’一起住，我就出去，打滴滴去市政府！”或许这是她一时的气话，或许她真这样考虑过。但至少现在，这只是她与自己的抗争，愤怒而绝望的抗争。

她已经不是第一次被安排着搬“家”，每次总是以她的接受终结。

章萍的老家在三百多公里外的梅州。老伴离世后，小儿子打电话劝她：“妈，现在全部都走了，你一个人在家里干啥嘛？以前你种东西卖了供我们上学，现在我们一个个都大学毕业出来了。你还种啥，不种了，你出来。”章萍就出来了，到了深圳。

2021年4月底，章萍几经周折，被儿女们安排住进福寿园。

章萍收拾好东西在房间等待搬家。 许敏静摄

在福寿园，从三楼到四楼，她的居所仍被安排着。但这一次，她似乎不想再接受安排了。她打电话给二儿子：“最好疫情没有了，你就来接我，唉，我不想在养老院待着了。这里卧床的多、神经病多，我好怕……”

2月8日，量血压的医生告诉她：“你要搬家了，搬到四楼，这里要装修。”虽然不大情愿，但她似乎还未完全放心上。我去找她时，她热情招呼我进房坐，提起搬“家”的事，她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搬，说是这个礼拜，没那么快，今天礼拜……今天礼拜二，管他呢。”正说着，她往柜子走去，执意要拿个苹果给我吃。

但第二天再见她时，她所有的不安都写在了脸上。她从别人那儿打听到，后天就要搬走。“后天要搬了，都不跟我说，你看我多少东西啊！我一下子能收拾吗？想过没有？太可笑了太可笑了。”关于搬“家”的所有信息，章萍都是打听来的。

自2月9日始，便有老人陆陆续续搬上四楼。采访期间，不断有搬东西的声音传入章萍的房间。“人家都搬了还不跟我说啊！”令章萍焦躁的，不止是搬“家”日期的临近，而是这一天即将到来，自己仍像个局外人一样没有被正式告知。一直没有“选择权”的她，如今连“知情权”都没有了。

2月11日，章萍守在房间里，手里攥着一个黑色小皮包，一副随时要走的样子。根据她打听来的消息，今天就要搬上楼了。“可能上午搬，可能下午，我不知道，搞不清楚。”她的语气已由前两日的烦躁，转为无奈。这时班长突然进房，将她床上的十几个包裹堆到墙角，搬着房间里两张床中的一张出去了。

班长走后，章萍就站在她的这些“家当”旁，朝窗外的走廊望了好一会儿，像个局外人在看戏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