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魏振瀛在家中笔耕不辍（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北京大学法学院提供）

原标题：有位一生潜心研究民法典的老人，没来得及看到它就走了……

这是一段听起来有点费劲的录音，但是希望读者能够静下心来，听听一位在病榻上的老者心中放不下的牵挂，因为他关心的涉及到我们每一个人。

这位老者是魏振瀛先生，作为一名为中国民法奉献了一生的法律学者，他最大的心愿就是中国人能够拥有自己的民法典，但他已无法看到这一幕了。

录音的提供者是魏先生的学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成。他回忆说，那天是2016年6月4日，也许导师感觉到身体状态每况愈下，所以特意把他和另一位学生叫到医院，大约半个小时的谈话中，受疾病折磨的魏老师连说话都有些吃力了。

“然而说到民法典的话题，我好像又看到了那个在讲台上精神饱满、儒雅谦和的魏老师，说完这些话后，他似乎用尽了所有力气。”王成说。

我国广大知识分子要主动担当积极作为，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多作贡献。魏老师就是这样的一位知识分子。

为民法典奋斗一生的学者

3月8日下午，人民大会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中国编纂民法典的“第一步”已经迈出。

在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的一幢居民楼里，刚过完80岁生日的李瑞珍老人，打开家中电视，收看两会新闻。

就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李瑞珍的丈夫——中国著名法学家魏振瀛因病去世。这位为中国民法典编纂奋斗一生的学者，未能看到今天的这一幕。

“再过不到一个月就清明节了，我希望去祭拜时，可以告诉他一声。”李瑞珍轻轻地说。

“敬爱的魏振瀛老师，今天上午7点45分走了。魏老师为当代中国民法学的重建和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病榻上的三个月中，他念兹在兹的仍然是民法典……”面对记者，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葛云松打开手机，翻出了2016年9月5日那天发出的微信，一脸往事如烟。

1933年出生的魏振瀛是河北省威县人，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担任过教授，长期致力于民法领域研究。

魏振瀛生前在一次民法典学术会议上发表演讲（资料照片）。新华社发（北京大学法学院提供）

新中国成立以来多次起草过民法，魏振瀛和佟柔、王家福、江平三位学者一起，参与了民法通则草案的起草。“民法通则的诞生，结束了中国没有系统的民事立法的历史。”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利明说。

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民法典起草，魏振瀛再入起草组。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编纂民法典。魏振瀛已是耄耋之年，仍积极献言。

“直到弥留之际，先生惦念的都是民法典。进入重症监护室前，他说话就已非常困难。每次去探望，他谈的全是民法典，讲话困难，他就让我们多谈。”魏振瀛的学生、参与民法典编纂工作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轶说，“先生听得很认真，不放过每一个细节。”

王轶最后一次去看望魏振瀛时说：“魏老师，您要坚持住，坚持到民法典出台！”魏振瀛艰难地点点头，紧紧攥住王轶的手，泪水顺着眼角流了下来。走出病房，王轶的眼泪也夺眶而出。

“拜小学生为师”的“民法先生”

在北京大学法学院陈明楼一楼的离退休教工休息室，标着魏振瀛名字的报箱出现在最高一排。“这里的报箱设置是按身高设立的，魏老师个子高，因此就在最上一排。”工作人员说。

魏振瀛的同事和学生都记得，这位身高近1米8的老人腰板笔直。他常常下班很晚才回家，行走院中，银发在夕阳中散发着光泽。

“为了钻研民法，为了学科建设，为了培养学生，他常常忘了自己。”李瑞珍说。上世纪60年代初，祖籍广东梅州的李瑞珍，作为从印尼归国的华侨，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经介绍认识了留校任教的魏振瀛。她记得，结婚当天，魏振瀛就跑到学生那里去了，很晚才回来。

魏振瀛担任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时，常常把学生带到家中。晚上加班时，李瑞珍给他准备的点心、鸡蛋，都被他拿到了教学楼和学生宿舍。

北京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潘剑锋说，魏振瀛对学生很严格，也很亲切。他只喜欢谈民法，甚至不耻下问，面对学生，也常常言必称“请教”。

“20多年前，我有一次碰见魏老师，他表扬了我在报纸上发的一篇豆腐块文章，勉励我继续加油。”潘剑锋说，“那时魏老师已是法学大家，我刚刚参加工作，这一鼓励让我很长时间都热血沸腾。”

由于多次参与立法工作，加之重视教学，还长期兼任行政管理工作，魏振瀛著书立作不太多。退休后，他才开始把自己的研讨诉诸文字。为方便写作，他开始自学电脑。

“他原来写材料都让我来誊抄，从不麻烦别人。没想到快70岁了，竟然把电脑学会了，而且打字很快，让我很惊讶！”李瑞珍记得，有的学生带着刚上小学的孩子来看望魏振瀛时，魏振瀛就对孩子说：“小朋友，你会用电脑吗？如果会的话，你现在就是我的老师，快来教教我！”

李瑞珍说，魏振瀛有自己的原则，凡写书或搞研究，必定亲自执笔。他一直坚持：出书要思考成熟，质量为要，绝不可应付，否则宁可不出。

道立国坚，自显光华

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很多师生眼里，魏振瀛并没有走，他的很多基因正在一代又一代后辈身上不断继承、播撒。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张守文一有时间就到校图书馆看书、学习。据他讲，这都是自己在当年上学时，从魏振瀛身上学到的。他当时已名满学界，但仍然坚持到图书馆看书、学习。

法学院老师有着“上课大于天”的传统，这里面凝聚了魏振瀛的信条和身体力行。魏振瀛备课很认真，同时非常注重仪表。“他从不穿名贵衣服，但衣着干净、朴素、利落。他对每一节课都极为重视，都当成了天大的事。”李瑞珍说。

就在魏振瀛去世当天，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立新恰逢新学期第一节课。杨立新并没有去送别恩师，而是忍住不哭出来，在课堂上把这节课完整地讲完。他在悼文中这样写道：“魏老师，您不会怪我吧……这正是您平日的教诲，让我们作为教师，永远都要把学生放在第一位！”

按照计划，全部民法典的编纂工作预计于2020年完成，这个时刻，恰恰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前夕。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这个过程中离不开民法典编纂，离不开为民法典编纂奠基的前辈们！”葛云松说。

1904年，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首设“法律学门”，开启中国近现代大学法律专门教育的先河。在北京大学法学院院史馆里，校友吴良健撰写的院史铭挂在墙上。在近百字的铭文中，“缘法求道道立国坚”八个字，让记者印象深刻。

魏振瀛生前的一篇论文提纲。新华社记者李亚彪摄

李瑞珍翻出一张密密麻麻写满文字的手稿，这是魏振瀛的一篇论文提纲，提纲中的第一句话写着：“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法总则”。这句话也是“魏振瀛们”潜心追求一生的课题。

一代代中国学者在外国法的浩渺烟波中，他们不希望迷失自己，他们看到了自己脚下的泥土。烟雾总会散去，即便具象不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法理论和民法理念，必将因为执着而自显光华。

步出北京大学法学院院史馆，大院里种着两株玉兰花，一白一粉，花朵正努力顶破萼片，含苞待绽。这一天，是2017年3月8日。

“玉兰是高洁的象征。”同样修民法专业的院史馆负责人李媛媛说，“每年三月份，这两棵树都会开花，香气会暗暗地，飘得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