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医疗背景阅读

互联网医疗，是互联网在医疗行业的新应用，其包括了以互联网为载体和技术手段的健康教育、医疗信息查询、电子健康档案、疾病风险评估、在线疾病咨询、电子处方、远程会诊、及远程治疗和康复等多种形式的健康医疗服务。

互联网医疗，代表了医疗行业新的发展方向，有利于解决中国医疗资源不平衡和人们日益增加的健康医疗需求之间的矛盾，是卫生部积极引导和支持的医疗发展模式。

截至2019年5月8日，已有158家互联网医院，“互联网+医疗健康”的政策体系基本建立，行业发展态势良好 。

关于“互联网+”，“互联网+”热风劲吹，传统医疗行业也站到了风口上。借助互联网连接、智能的特性，移动互联网医院、互联网医疗软件层出不穷，并因其随时随地可使用，能够解决挂号、咨询等就医难题，受到人们的欢迎。最近《人民日报》刊出系列报道，结合越来越多患者通过互联网挂号、交费、咨询、查看报告等现象，就“互联网+医疗”的特点、现状和走向进行深入分析。

《人民日报》的系列报道，展示了当下“互联网+医疗”兴起发展的生动场景。作为移动互联时代的新生事物，“互联网+医疗”引起了医疗界、管理部门和舆论的高度关切。前不久，国家卫计委新闻发言人宋树立表示，互联网上涉及医学诊断治疗是不允许开展的，医生通过网络只能做健康方面的咨询，不能开展医疗诊治工作。这被外界解读为国家卫计委对“互联网医疗”的明确禁止，并引来一些网友和媒体的吐槽，被认为是在阻挡新生事物，扼杀互联网时代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进行的探索。

“互联网+”是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融合发展的新形态，可以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提升实体经济和公共服务的创新力和覆盖力。现在，人们相信“互联网+”可以搭配很多东西，这些东西只要与互联网有机相“加”，就能够产生新的变化，开拓出崭新的巨大空间，比如教育和互联网相“加”发展起了远程教育，金融和互联网相“加”结出了互联网金融之果，等等。然而，这一模式不能简单运用于医疗诊治，至少在目前国情条件下，“互联网+医疗”不能理解为医疗诊治和互联网的简单相“加”，不能直接等同于“互联网医疗”。

严格说来，卫计委对“互联网医疗”没有全盘否定，而是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2014年8月29日，卫计委出台《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对医疗机构和医疗机构之间（包括医生和医生之间）进行的远程医疗服务作出了具体的规范。可见，卫计委只是禁止医疗机构（医生）通过互联网对患者进行的医疗诊治，其他如医疗机构（医生）通过互联网对医疗机构（医生）进行医疗指导、学习交流，以及医疗机构（医生）通过互联网回答患者的询问，就健康问题给出咨询性意见（而不是就疾病问题进行诊疗并给患者开出药方），都不在禁止之列。

要求“互联网+医疗”恪守“不能开展网上医疗诊治”的边界，严禁医疗机构（医生）通过互联网向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有着很现实、理性的原因。医疗诊治针对人的疾病，直接触及人的身体，具有高度的特殊性和贴近性，医生需要和患者面对面近距离接触，通过“望闻问切”并借助医学检查检测结果，才能对患者的病情做出科学的判断。互联网为人们远程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但医生和患者进行远程交流，终究不能完全代替面对面近距离的交流，医生通过远程交流获得的关于患者的信息，无论如何也不如当面接触患者所了解的那样直接、切近和深入。医疗诊治活动的技术安全性与医患交流的“距离”密切相关，“距离”越小，技术安全性越高。医学技术和网络技术发展到今天，“距离”和安全性之间的关系仍未有根本改变，出于最大限度降低医疗技术风险、保证医疗安全性的考虑，禁止医生向患者提供“联网医疗诊治”，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近年来，我国医疗卫生领域暴露出一些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医疗机构和患者之间、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互信互谅受到较大影响，由此引发了一些严重的医患冲突和恶性伤医事件。在传统医疗诊治机制下，医生和患者无障碍、近距离直接交流，尚且未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可以想见，现在如果贸然放开“互联网医疗诊治”，客观上将使江湖游医、庸医恶医及各种医疗欺诈行为有更大平台，医患之间的不信任感和敌意情绪势必变本加厉，医疗诊治的风险将空前放大，安全性将大幅降低。从这个角度看，禁止医生向患者提供“互联网医疗诊治”，正是为了最大限度降低医疗“信任风险”，保证医疗行为的“信任安全”。

当然，随着移动互联技术和业态的持续发展，“互联网+医疗”的格局和边界也会有相应的调整变化。目前我国禁止医生通过互联网对患者进行医疗诊治，这种态度将与时俱进、顺势而为，随着医改的深入推进，法律制度和法治环境不断完善，“互联网+”新形态在医疗服务领域渐成气候，“互联网医疗诊治”的一些环节有可能有条件地逐步合法化，成为传统医疗诊治活动的重要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