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秉文直言,中国老龄化速度非常快。从老龄化中到老龄化,中国仅用了22年,比多数发达国家用的时间都要短。并预计我国人口2022年将负增长,比联合国此前预测的“十六五”期间出现负增长提前了10年。

  此外,人口老龄化将导致老年人口抚养比进一步提升。我国老年人口抚养比2020年是17%,预计2030年提高到25%,2050年超过43%,已经超过绝大多数发达国家。而且我国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增长也非常快,预测“十四五”期间能长一岁,即大约五年增长一岁。

  老龄化还将导致家庭的毛储蓄率占可支配收入比例下降。“我国储蓄率虽然在下降,但是和发达国家比仍处于较高水平,现在是建立养老金最有利的窗口期。”郑秉文表示。

  在他看来,与第一、第二支柱相比,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的制度属性存在很多特殊性:去中心化、独立性、精算中性。“所以理论上讲,其可覆盖所有人群。”第三支柱养老金是一种特殊的储蓄性质的制度安排,在促进共同富裕过程中,是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的制度安排。

  一方面,养老金有助于繁荣资本市场,提供长期资本。养老金可以增加长期资金的机构投资者。俄乌冲突和疫情冲击下,国外大量LP退出。养老金占中国股市的比例非常低,而发达国家平均是20%左右。

  同时,养老金可提供长期股权资本。我们国家的股权资本只占社会融资总额的5.4%。资管新规出台以来,我们的长期资本更少了。

  另一方面,养老金有助于经济发展,对冲老龄化影响。一是可以稳定消费预期,撬动消费。中国养老金安排在家庭财富当中占比不到1%,而有的国家达到30%、40%,英国达到60%。中国是房产在家庭财富当中占比达到60%,还有20%是动产,剩下20%是金融资产。

  二是“离岸”长期资本有助于市场潜力转化为新的业态。本土在岸的长期股权资本是缺位的,BAT在20年以前创业的时候,风投都是来自于境外,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启发,我们应该发展在岸的长期股权资本。

  三是有助于技术创新。养老金体系是大国经济构建创新驱动型增长机制的重要条件,作为长期资本,它可推动科技创新在畅通循环中发挥关键作用,为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创造外部条件。

  最后,养老金可以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反哺经济增长。养老金是长期资本,经济增长是土地、资本、劳动三要素都吸取。现在劳动力稀缺、土地稀缺,资金、资本稀缺,长期资本更稀缺。养老金既是民生制度的安排,同时也是一个生产要素,是经济制度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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