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担心的养老问题，有解了-太平洋养老网

2021年5月13日，广州一家养老院的壁画。/阿灿

当你丧失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又没有一个信得过的人帮你做决定时，

决定权能交给谁？

2021年11月，广州市荔湾区和谐社会监护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和谐监护服务中心”）获得成立登记的批准，成为继上海闵行区尽善社会监护服务中心之后，全国第二家在民政部门登记挂牌的社会监护服务机构。这里为老年人提供“意定监护”制度的相关咨询服务工作，尝试构建社会力量作为监护机构的新模式。

传统的中国老年人，真的可以接受让“外人”照料余生吗？

2020年，上海“老人将300万元房产送给水果摊摊主”一事登上微博热搜榜，这也是“意定监护”制度出现以来最大规模的社会讨论，支持方与顾虑方各有理由。

尽管后来事件告一段落，但有关的争议依然没有因此而停止。/@中国新闻网

2017年，上海诞生全国第一例“意定监护”生效案例。此后，越来越多的公证员、学者、律师、医生、社会组织负责人通过上海项目小组，摸索讨论“意定监护”制度的适用范围与法律边界，研究并实施构建完善的社会监护体系。

2021年，全国有两家社会监护服务中心相继挂牌，未来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率先体验到社会监护的全新养老模式，他们将从自我意愿与尊重生命角度出发，重新规划养老生活。

在中国，以“意定监护”制度为底层逻辑的社会监护模式，对于一部分人而言显得有些石破天惊。无论是这套机制的实施推广者，还是第一批“吃螃蟹”的尝试者，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自然少不了磕磕绊绊。

监护与遗嘱

和谐监护服务中心理事长蔡盛随身携带“134”开头的办公手机。

因为疫情，大部分老年人会先选择电话咨询，蔡盛拿着手机，方便老人与他联系。

66岁的刘伟易便是咨询者之一。与妻子离婚后，他长期单身独居，孩子都在外地生活，彼此间基本没有联系。

目前，刘伟易每个月有固定的退休金，足够支付日常的生活费和疾病治疗费。

两年来，由于身体总是出现状况，刘伟易想：如果有一天自己生病，或者失能失智，谁能帮自己签字做手术？社区能不能代表自己管理财产？谁可以送自己去选好的养老院？

围绕刘伟易提出的问题，蔡盛需要帮他捋清个人基本状况、养老需求、法律依据，以及监护人选择、是否需要第三方介入监护等问题。

和谐监护服务中心挂牌之后的150多天，蔡盛前前后后接到300多位老年人的咨询电话。

来咨询的大多是独居与孤寡老人，由于长期一个人生活，他们担心自己做手术没人签字、失能失智没人照顾，多数老人都是担心自己病了、摔了、发生意外无人可依。

独居和孤寡老人之所以咨询“意定监护”，多数担心自己万一病了、摔了、发生意外无人可依。/视觉中国

蔡盛见过全身插满管子的病人，无尊严地依靠呼吸机等设备维持生命；看到过患痴呆症的老人，没有家人照顾，被送去条件很不好的养老院；也遇见过要将自己的遗产处理权托付给非亲属的老人……比起死亡，更让他们恐惧的是死亡前那种老病、衰弱但又没人依靠的临界状态。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广东全省60岁及以上常住人口达1556.51万人，占比12.35%，预计到2030 年将突破20%。

蔡盛说，当代老年人的养老观念已经发生改变，传统的“养儿防老”模式逐渐弱化，城市老年人随着财富增值，普遍具备法律常识、财产管理能力。他们也更关注自我意志，希望自己在失能失智后也能保障生活品质。更多的老年人会提前准备医疗预嘱，希望有尊严地离开。

更多的老年人会提前准备医疗预嘱，希望有尊严地离开。/视觉中国

2013年，“意定监护”首次进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6条，这也意味着老年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预先选择监护人。

2017年，《民法总则》把“意定监护”的适用年龄从60岁以上的老人，扩展到18岁以上所有成年人。同年，全国第一例“意定监护”的生效案例在上海诞生，“意定监护”制度的相关探索也正式开始。

谁适合当监护人？

随着城市家庭构成逐渐小型化，以及子女外出打工或出国定居情况不断增多，传统家庭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物理距离、心理距离逐渐变大。

同时，公办养老机构长期“一床难求”、民办养老机构收费较高、普惠优质的养老服务供给不足、失能失智老人护理矛盾突出，都是人们常常谈及的养老问题。居家养老被认为是最实际的养老方式，但现实情况下，一部分独居老年人必须在自己失能失智前找到一位靠谱的监护人确保自己能安度晚年。

摆在独居老人面前的第一个问题是——谁适合当他的监护人？

当监护人变成一个完全开放的选择时，风险也随之出现。单身独居老人李淑华，在广州有房，退休后在老家养老，平时她喜欢去小区附近的日托中心。

工作人员刘彭志对她非常照顾，总陪她聊天，关心她的身体状况……通过3个月的相处，李淑华认为刘彭志很适合做她的监护人，刘彭志也表示愿意。

不过，在蔡盛看来，选择非亲属作为监护人，多少是出于无奈。

在蔡盛看来，老年人选择非亲属作为监护人，多少是出于无奈。/视觉中国

一般而言，基于人与人的信任和情感联结，人们通常会倾向于指定个人来作为自己的监护人，比如好友、亲人、同事等。

但在现实中，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也会出现监护人不愿意或无法承担监护责任的情况，比如监护人自身健康状况或居住环境不允许，或者监护人出现人身意外、存在道德风险等。所以，选择一位合适的监护人其实很困难。

在“意定监护”制度的推广过程中，上海“老人将300万元房产送给水果摊摊主”话题，是有史以来出现的最大规模社会讨论。

有网友支持老人的做法，认为房子是老人的，老人有权决定给谁，水果摊摊主也配拥有，毕竟他照顾、帮助了老人。

也有年轻人通过这件事，意识到“意定监护”或许是不婚不育一族老了之后的希望。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婚姻家事法与妇女权益保护法研究中心主任李霞认为，有些人似乎把“意定监护”当成了万能政策，好像找到一个监护人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她担心，等过些年后，这些签订了意定监护协议的人进入失能失智阶段，协议生效，可能会有负面问题发生。

在“意定监护”制度摸索实践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监护人最好是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方，比如专业的社会组织。蔡盛也认为，由机构担任监护人，且把管事与管钱分开，可能是更为妥善的方案。

2021年2月24日，南京一个小区广场上的老人和小孩。/视觉中国

再也不希望躺在手术室门口等人签字

和谐监护服务中心成立挂牌不久，王志伟就来咨询选定监护人的具体流程。

王志伟离异，常年独居，孩子在外地工作。

半年前，他住院做手术，因为弟弟没有按时到医院帮他签字，他一个人拿着手术通知书，躺在手术室门口等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因为弟弟突然有事，手术安排被迫取消。

在手术室外的一个小时里，王志伟非常沮丧与无助。这件事之后，他迫切希望找到除血亲监护人以外的其他监护人或组织，他再也不希望躺在手术室门口等人签字。

反复沟通后，王志伟最终选择和谐监护服务中心作为“监护人”，他也是中心的第一位服务对象。

确定监护人后，蔡盛和他的伙伴们需要把委托人那些“我希望在我失能失智的情况下，生活质量不要改变”“我老了之后的生活就交给他了”“我不想插管、靠机器维持生命”等抽象、口语化的诉求变成条文，方便后期执行。

蔡盛会建议委托人做细致的思考，再列出清单，比如每个月家政的次数、护理的服务内容、常去的医院、信任的医生等。监护机构会按照委托人列出的清单，匹配合适的服务方案。

目前，和谐监护服务中心的收费主要是协议生效后，作为“监护人”履行服务的酬金。另外要强调的是，“监护人”并不是护工、义务抚养人或遗产继承人。

目前，和谐监护服务中心主要由公证处进行监督，在产生服务后，中心会定期向公证处报送情况。

从2013年“意定监护”首次进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到2021年1月1日《民法典》表决通过“意定监护”制度在中国正式确立，社会监护服务体系的构建探索准备时间其实并不短。

起到推动作用的，有长期服务老年群体的社会组织，有研究日本、美国等多个国家监护模式的学者，还有政协委员参与论证和推动。大家以更开放的视角，在城市逐步进入老龄化的进程中，摸索一种更符合时代的养老方式。

2022年3月18日，广州，看报纸的老人。/阿灿

在广州，新的探索正在进行。荔湾区民政局认为，成立社会监护服务中心将成为进一步完善健全养老服务机制的重要方式，随后，区民政局与司法局、公安局、市场监管局、卫健委等多个机构针对广州能不能做、在法律上有没有障碍、归谁管等问题展开论证。

和谐监护服务中心顺利完成了社会组织的登记注册，但“意定监护”模式的社区推广工作比预想的困难，蔡盛联系了三四个社区，表示想进行相关服务的推广宣讲。

工作人员没拒绝，但也没有同意让他去讲。两个多月过去了，蔡盛准备的PPT，一次都没有用过。他说，关于社会推广工作还得慢慢来。

“18岁之后就可以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最近，和谐监护服务中心副理事长肖楚云和蔡盛讨论，即便客户不提出需求，未来是否也要提前收集客户的医疗记录和药物记录，这样一来可以与所在社区形成定期报备机制，记录客户去医院做治疗的时间，以及吃什么药、用量是多少。

在“意定监护”的实践过程中，监护的内容在不断细化与更新，但“意定监护”并不是老年人才需要考虑的，年轻人同样需要失能失智状态下的权益保护。

2022年1月6日，美国华盛顿大学等研究团队在《柳叶刀·公共卫生》（ The Lancet Public Health）发表报告指出，若各国不采取减少认知障碍的措施，至2050年，全球患有认知障碍的成年人人数将增加至1.53亿人，约为2019 年（5700 万人）的3倍；中国将从1533万人增至4554万人，也增长3倍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