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医疗模式就是让人民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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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好的医疗模式就是让人民满意
让百姓既能就近看病,又能享受三甲医院的医疗服务,这是医改的最佳状态。2018年9月14日下午3点,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的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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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医疗模式就是让人民满意
让百姓既能就近看病,又能享受三甲医院的医疗服务,这是医改的最佳状态。2018年9月14日下午3点,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的十三

好的医疗模式就是让人民满意

让百姓既能就近看病,又能享受三甲医院的医疗服务,这是医改的最佳状态。2018年9月14日下午3点,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的十三届全国政协第10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围绕“巩固破除以药补医改革成果完善公立医院运行新机制”主题,本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原则,13位委员谈了自己的想法,提出意见和建议,为巩固医改成果和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建言献策。

取消医药加成后个人卫生费用大幅降低

公立医院改革承载着解决人民群众看病就医难题的使命和责任,近年来,在国务院领导下,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地方党委高度重视,公立医院改革稳步推进,取消了实施60多年的药品加成政策,初步建立起公立医院运行新机制,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效,人民就医满意度不断提升。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是一场深刻的利益调整,期间难免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和困难,为了聚焦公立医院改革遇到的难点重点问题,着力解决深层次矛盾,今年4月以来,李斌、何维副主席带领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与农工党中央调研组,就“巩固破除以药补医改革成果完善公立医院运行新机制”先后赴北京、陕西、贵州、青海、内蒙古5省区市开展调研,详细了解相关情况,通过调研与协商座谈,总结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分析存在的问题,研究解决对策。

调研组在贵州调研期间,走进遵义市余庆县人民医院现代化的门诊大楼,宽敞明亮的医生办公室,现代化设备齐全的医疗设施,以及舒适整洁的住院环境让调研组不禁感叹。近些年,国家在医疗卫生事业方面的投入效果显著。调研期间的一组数据支撑了取消药品加成后的改革成果。座谈会上,余庆县人民医院院长介绍自取消药品加成以来,该院的药占比已由原来的42%下降到22.58%,对于减少的部分通过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等基本实现收支平衡。

陕西省宝鸡市麟游县作为国家重点扶贫县,自取消医药加成以来,积极推行住院新农合患者中医药治疗费用全额报销制度,每年仅需县财政支出20余万元。据统计,自取消医药加成以来,我国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由2010年的35.5%下降到2017年的28.8%,为近20年来最低水平。

完善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建设

委员们在调研中发现,目前公立医院改革中存在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投入未能全面落实、医疗服务价格调整不到位、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体现不充分、人事薪酬制度改革相对滞后、基层人才匮乏等问题,“三医”联动合力尚未形成,制约了医改的进一步推进,也说明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尚有待进一步加强。

鉴于上述问题,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孙咸泽建议,按照国办《关于改革完善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制度的指导意见》,应一如既往地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发挥公立医院的自主作用,政府只承担管理职责;加强基层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设,促进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大力推进健康扶贫工程;着力解决因病致贫、返贫问题,向深度贫困地区政策倾斜、资金倾斜;加强深度贫困地区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工作,着力提升当地医疗卫生水平;加强基层医院党组织建设,以党建促改革。

孙咸泽的建议得到委员们的积极响应。大家一致认为,各地各级政府非常重视公立医院改革,积极推行以药补医制度,使得本轮破除以药补医改革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对于取消药品加成减少的收入,各地补偿结构有所不同。东部省份主要通过调整服务价格进行补偿,西部省份则主要通过财政进行补偿。针对政府补偿不到位依然要实现收支平衡,各地的做法和实践可圈可点。北京各大医院均采取设立医事服务费对医疗服务、药事服务以及部分管理服务的成本进行综合补偿,置换原来的挂号费、诊疗费、药品加成收入。

全国政协常委、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曲凤宏则认为,应进一步深化医疗服务定价方式改革,扩大按病种收费、按服务单元收费的范围和数量,建立以成本和收入结构变化为基础的价格动态调整机制。统筹三医联动,强化医保在综合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加快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开展医联体内医保总额预付试点,实行高值药品耗材分类集中采购,通过医保价格谈判推动抗癌药等降价,探索建立公立医院、社区医院及社会化药房统一的医保支付标准,强化医保对各类医疗行为的规范和监管。

全国政协常委、江西省政协副主席谢茹建议,国家应开发基于三医联动改革的综合调价测算平台,精确计算医保资金支出、动态反映CPI指数、及时了解老百姓就医负担增减情况、准确评估医院运行情况,提高医疗服务价格测算的科学性,建立动态调价机制,建立省市县乡联调联控机制,对难以补偿到位的肿瘤等专科医疗机构允许实行灵活的“一院一策”。

我国医联体建设欠缺内在激励机制,对医养结合支撑不足,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间规划布局不够匹配,医疗服务与养老服务之间缺乏政策衔接。为此,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中央常委杨关林认为,医联体管理体制要统筹考虑疾病控制、慢病管理、康复、护理、健康教育等大健康职能的分类岗位绩效评价与薪酬分配原则。他建议,由国家卫健委、医保局和民政部研究出台公立医疗机构介入养老机构的相关政策,建立国家的老年护理保障制度,发展商业长期护理保险,以医联体为支撑,促进医疗服务与老年人长期护理服务有效衔接,推行医养结合型养老护理模式。

好的医疗模式就是患者满意,百姓放心,看病不难,看病不贵。如何建立一个好的医疗模式,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凌锋认为,公立医院应建立以公益性为导向的绩效考核机制,禁止把收入作为医生绩效考核的指标。同时,建立“以人为本的一体化医疗服务”,在最短的距离内将医疗资源配置到病人身边,建立医疗智能运营平台帮助患者完成分诊、预约、结算、支付等与病情无关的就医程序。“雄安是一个没有历史包袱的新城。”凌锋建议,在雄安新区探索并建立“好的医疗模式”。她说,如果在雄安简单地复制过去,就会错失一次历史机遇,呼吁国家卫健委考虑这次雄安新区的医疗规划,集思广益,推动建立新的医疗模式。

加快推进现代化医院管理制度加大专科医院软硬件设施投入

当前,我国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但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建设还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国务院关于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文件落实不到位。为此,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原主任方来英提出如下几点建议,建立公立医院绩效评价机制,明确医院社会效益、技术发展和国有资产变化要求,将现代管理制度的治理机制具体化。对医院管理团队实施年度、任期目标制和年薪制,对职工收入实行有效调控,按绩效增长。建议请国家卫健委牵头,人社部和国家医保局共同参与制定国家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实施意见和考核大纲,并开展试点。方来英认为,国家建立地区卫生绩效发展评价制度,政府必须履行公立医院出资人的责任,承担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第一责任人,必须带头落实自己的文件要求,将考评结果纳入政绩考核当中。

医疗行业加班已成常态,医疗行业薪酬水平现状及吸引力直接反映在学生报考专业选择和医学毕业生就业选择上。据媒体报道,内地高考学生学医的比例远低于香港,据首都医科大学不完全统计,医学类研究生每年有10%的毕业后改行。为此,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中央常委于鲁明建议,加大政府财政支持力度,满足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为薪酬制度改革奠定经费基础;建立适应医疗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建立以公益性为导向,以群众满意为标准的正向激励评价体系,稳妥推进公立医院人事制度改革。

当前,在放开医生多点执业和鼓励社会办医的形势下,越来越多有临床自主性的社区医疗中心和民营医院出现,诊治标准的一致性和循证医疗原则的建立至关重要。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原局长高永文建议借鉴香港做法,在循证医疗的原则下建立跨医疗机构的诊治标准,制定全国性或者地域性的诊治标准,重视药剂师队伍建设,加强医护专业精神建设,在保证医务人员公平、合理薪酬待遇的前提下,重点加强专业服务精神的建设,提高医护人员社会形象,让医护人员以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为荣。

肿瘤、精神病、传染病、妇女儿童等专科医院承担大量公共卫生职能,服务项目相对单一,服务收入较少。为此,全国政协常委、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王正荣建议加大专科医院软硬件设施力度,加强专科医院人才队伍建设,切实提高专科医院服务能力,积极开展互联网+专科医院服务,依托区域内大型专科医院规范推进专科联盟建设,采取医联体等方式提高基层专科医院服务能力,切实增强群众就医获得感。

我国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不明显,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是公立医院的本质特征,政府是公益性的责任主体,医院是实现公益性的载体。最近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医疗卫生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对此,全国政协委员饶克勤请财政部相关人员解答了如何保证全面落实,监督、评价机制方面的问题。

调研过程中了解到,目前各级医疗机构存在不同的过度诊疗行为,造成患者被迫接受了本不需要的检查和治疗。为此,全国政协委员李思进建议,除逐步建立以成本和收入结构变化为基础的价格动态调整机制外,还应与按病种规范临床路径、控制过度诊疗行为联系起来,充分发挥医保的杠杆作用,持续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李思进请国家医保局解答了在合理动态调整医疗服务价格、规范医疗服务行为等方面的问题。

做好中医药服务落实“三级预防”体系

中医药在我国几千年的民族健康和繁衍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中医药优势特色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支付方式改革、中医药价格改革不到位,以中医药特色健康为中心的医疗服务体系不完善等。为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院长、党委书记王阶建议,应利用好中医特殊医疗形式防治慢病,发挥中医药在疾病康复中的核心作用,利用中医药的协同效应,对重大疾病和慢性病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积极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中的主导作用,达到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病后防复发等,通过养生保健让人民群众少得病、晚得病、缓得病、不得大病。利用好中医院保留中药饮片加成政策,突出中医特色优势,研发特色制剂,利用饮片做成相关制剂也是提高疗效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中医药服务,就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实施好健康中国战略,更好地从中医的文化层面、理性层面、养生层面和特色治疗层面入手,解决好人民群众的看病就医难题。

疾控中心与公立医院在疾病防治方面衔接不畅,医防结合还有很大空间,对于落实预防为主的方针、提高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十分不利。为此,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重庆市委副主委、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戎蓉建议,建设医防融合的全民健康信息系统,切实落实“三级预防”,建立政府对公立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完成公共卫生服务、疾病预防、公共卫生监测指令性任务的考核评价机制和绩效奖励制度,切实推进医防结合,健全慢病防控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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