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有所养谁来养

养老，这个听上去距离年轻人还很遥远的事情，出人意料地成了90后最关切的问题。年轻人对养老的关注在连续两年的“中国青年报社两会民意调查”中居于首位。

年轻人对养老问题的担忧，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表示十分理解：“对这一代独生子女而言，父母长辈的养老问题已近在眼前。”

我国社会正面临少子、高龄化。“过去家里老人少，孩子多；现在反过来，老人多，孩子少”，不仅如此，高速发展的中国形成了流动性很强的开放型社会，“有子女，也未必在身边”。

因此，对20多岁、事业刚起步的年轻人而言，父辈能不能“老有所养”，是他们心中的牵绊，“如果国家的养老保障制度解决不好，年轻人会压力很大”。

今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10次提到“养老”。目前，我国社会养老保险覆盖9亿多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13.5亿人，织就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网，今年还将持续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大力发展养老产业等。但人们对“老有所养”的保障还有更多期待。

中国老龄化速度之 快举世罕见

听到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27岁的王晓洁赶紧给爸妈发了个微信：“退休金又要涨了！”跟着点了一个大笑的表情。屏幕这边，她却有些笑不出来。

刚刚过去的春节，王晓洁的奶奶和姥姥相继住院，父母和亲戚轮着去医院照顾，没想到她父亲又突发脑梗，一家人手忙脚乱。结婚不久的王晓洁很是发愁：“将来我们有了孩子，还要照顾4位老人，经济压力大，一旦谁生病更是分身乏术。”

王晓洁的经历击中了当下很多年轻人的痛点。今年两会期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1992名18～35周岁青年的调查显示，87.9％的受访青年关注养老问题。照顾老人的时间和人手不够、收入和储蓄恐难支撑开销、“空巢老人”紧急求助，是受访青年最担忧的问题。93％的受访青年认为有必要从国家层面制定专门的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政策。

“中国社会老龄化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在全世界范围，没有先例。”郑功成用一组数据来说明。郑功成表示，1999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到总人口的10％，标志着我国进入了老龄社会，短短8年这一比重就上升到17.3％；2000年，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去年年底上升到11.4％；2017年年底，65岁以上人口达到1.58亿，60岁以上人口达到2.41亿人。

老龄化社会来势汹汹，郑功成说：“我们还没来得及准备好。”他认为，以现有的财力和能力，满足养老需求是个巨大的难题：这么多老年人，谁来供养？养老的钱从何而来？

近年来，人口老龄化问题受到高度关注。郑功成说，近5年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养老服务发展的政策性文件多达几十个，养老改革紧锣密鼓地推进。

“老有所养”，已经不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郑功成认为：“必须有社会保障机制，需要政府、社会和市场多方发力，同时不能丢了家庭养老的传统。”

从社会进步视角看，老年时代快步到来，是一个国家发展进步的结果。“大家都希望更长寿，这是好事。”郑功成不赞成用消极的态度讨论老龄化问题。放眼世界，很多发达国家都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他以人均预期寿命最长的德国和日本为例分析，德国的创新力、制造力和生产力“依旧风景这边独好”，而日本的创新力也不容低估，且国民的幸福指数很高，“老龄社会其实并不可怕，要事在人为，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必定陷入被动”。

设中央调剂金让所有人吃定心丸

养老金将实现十四连涨，这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释放的民生利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显示，自2005年我国提高退休人员养老金以来，全国人均退休金从每月714元提高到2016年的2373元，增长232％。

然而，养老金在地区间的收支差异却大得惊人。去年我国有十余个省份当年养老金收不抵支，有老百姓担心：将来国家会不会支付不起自己的养老金？对此，郑功成表示：“现在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节余在4万多亿元，收大于支，还有战略储备基金。”

至于部分地区出现养老金收不抵支的现象，郑功成认为，这是由于地区分割造成的，“加快全国统筹步伐是必由之路”。碎片化分割管理造成地区间养老保险负担差异巨大，“人口净流入多的地方，负担轻；人口流出的地方，负担重”。

不同地区养老金收支压力不均，损害了制度的公平性，也影响其可持续性。郑功成谈到，这种巨大的差异在我国已持续多年，并有不断加剧之势。近年来，推进养老金全国统筹的呼声越来越高。然而，改革难以一蹴而就，“会影响不少地方既得利益”。2017年，我国确定了全国统筹的过渡性措施——中央调剂金制度，目的就是让改革再向纵深推进。

中央调剂金制度的意义，在于将地方化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重新回归到国家层面。郑功成介绍，实现基本养老金全国统筹，2010年出台社会保险法时就明确提出，但一直没能实现。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作出政策性回应。

设立中央调剂金，就是从各个省征集的社会养老保险费中提取一部分由中央支配，这一部分资金加上中央财政对地方养老保险的转移支付，可以在全国各省市之间统一调剂使用，“一些收不抵支的地区，或是有困难的地区，可以缓解养老金的危机”。

这是走向全国统筹迈出的重要一步。郑功成认为：“这是国家的制度而不是地方的，是国家的信用在担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让所有人吃定心丸。”

他希望加快全国统筹的步伐，希望中央调剂金的幅度能够大一点、发展步伐能够快一点，“这是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从过去试验性改革状态走向成熟、走向定型迈出的关键一步”。

不要光盯养老金丢了养老服务

郑功成认为，现在人们对养老的认识普遍存在误区：“认为养老金高了就好。可年年涨，大家为什么还是不满意？”

郑功成讲起一个令人痛心的故事。曾有一位名校的退休教授，自己在家无人照顾，意外去世后好几天才被人发现。“他的养老金很高啊，每月达到了1万多元，但问题出在，没有相应的养老服务”。

郑功成直言，光提高养老金，却没有养老服务、老年医疗制度的同步发展，老年人生活质量难以保障，老有所养的目标难以达到。

“不要只盯着养老金。”郑功成认为，当下发展养老服务是重中之重。确实有不少老人手里有钱，但他们的晚年生活质量却并不尽如人意。

近年来，他一直呼吁国家增加养老事业投入。但目前看来，一方面政府公共投入总量仍有不足，另一方面有限的投入却“没用在刀刃上”。

眼下，各地大规模建起养老院、老年公寓，而很多愿意居家养老的老年人却无法获得相应的养老服务，供给和需求之间存在脱节的结构性矛盾。他非常赞同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居家、社区和互助式养老”。然而从目前来看，实现居家养老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由于老年人多年形成的性格和生活习性等都千差万别，分层分类的服务显得尤为重要。郑功成曾到一个敬老院调查，一位老人向他诉苦：“这里别的都好，就是同屋打呼噜声音太大，我半年都没睡好觉。”

他认为老年人更需要送到家门口的服务，应该把养老机构开到社区里，并精准地针对不同社区老人的实际需求，建立兼具老年公寓、托老所、老人寄养中心等功能的综合型养老服务中心，同时还应提供家政、餐饮、医疗以及精神文化等服务。而政府应采取多种优惠政策，撬动民间资本投入养老服务产业。

对于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今年提高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保障水平，居民基本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再增加40元，一半用于大病保险”，郑功成认为，这是向老百姓释放的利好消息。

他认为，政府应作好顶层设计、合理配置资源，同时正确引导社会预期，“基本养老金只是基本生活来源，而不是老年医疗保健和护理等支出的来源”，应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和综合型养老保障体系。特别是现在有很多老年人出现失能、失智的情况，应建立长期的护理保险制度，让政府、市场和家庭形成合力。

沉重的养老压力背后，郑功成也看到了养老市场的巨大潜力。正如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所言，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研发应用，在医疗、养老、教育、文化、体育等多领域推进“互联网＋”。他认为，通过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应对人口老龄化，将有广阔前景，“实现老有所养，不要看作是负担，更是动力与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