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保障薄弱的“合作养老”

根据双方律师介绍，开启“合作养老”后，王贵与安莉的关系不光是互相照顾，也是情侣关系。2016年两人曾签订一份《补充协议》，里面提及：两人“共同生活已三年有余，日子过的很甜蜜，很幸福”。此外，安莉愿意将房产给王贵“永久的免费居住权”。

王贵的代理律师曹晓霞介绍，由于安莉在退休前是财务人员，因此王贵对她的理财能力非常信任，认为安莉靠理财赚了很多钱。2016年7月开通尾号为8691银行卡后，王贵即将这张卡交给安莉保管。两人通过该账户购买了4万元的理财产品，每月获得400元利息，安莉每月将利息取现后存入自己的账户内。

曹晓霞说，在王贵看来，8691银行卡是用于两人共同理财的，包括每月400元利息在内的资金，都属于两人的共同财产。而安莉的代理律师陈思华则表示，8691银行卡并不存在双方筹款共同理财的钱款，账户明细里全都是安莉一个人的钱进出。

而关于共同理财的相关事宜，安莉的儿子说，事发前，他与母亲有较长时间没有来往，并不了解情况。他说，王贵和安莉矛盾的爆发，可能与他把母亲从共同养老处，也就是安莉名下那套房子里接走有关。

曹晓霞告诉记者，安莉被其子接走后，王贵也搬离了该处，此后安莉拒绝让王贵再住进该处。此外，安莉还在结束共同养老时提出，要从8691银行卡中拨钱买墓地，这件事遭到王贵反对，之后两人矛盾逐渐激化，王贵办理了8691银行卡挂失手续。

2021年7月1日，王贵二审败诉，他不服判决，不愿意还钱给安莉。为此，安莉的律师还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把王贵的微信给冻结了，还不停给他发短信提醒，让王贵很是光火。

然而实际上，在二审败诉之后，王贵的儿子就已经替父亲把这20万元还给了安莉。他觉得父亲年纪大了，还装着心脏起搏器，没必要为了这20万气坏身体。

曹晓霞告诉记者，在王贵和安莉共同居住的期间，王贵的儿子时有来探望，来时会把冰箱塞满食物。有时安莉生病，王贵儿子会送她去医院。私底下，王贵告诉曹晓霞，他儿子的经济条件不错，他也不想给儿子增添负担，原本想和安莉过到最后，他如果先去世，自己的钱就都给安莉。这场官司让他觉得愧对儿子。

但两人的代理律师均不太认可这种“合作养老”的模式，在安莉的代理律师陈思华看来，这种合作养老的方式，法律上保障性较弱。

“现在八九十岁的老人，都是出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些人的文化程度不高，不知道写协议，有的人就算写了，也不一定去执行。而且年纪大的人，思维是越来越往模糊的方向走的，他前面写完什么协议他就不管了，后面可能写出相互矛盾的协议”，陈思华说。

但老人有老人的认知。曹晓霞告诉记者，在跟安莉合作养老破裂后，王贵在养老院又结识了一位87岁的老太太，两人又商量搬出来共同养老。他曾告诉曹晓霞，相比养老院，合作养老还是有很多好处，比如居住环境更好，花费更低，吃得更好，相对自由，可以有较多兴趣爱好（如写字、画画、唱歌、弹琴、看书等），人际关系也相对简单。

上海市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等机构发布《上海市老年人养老意愿调查》，调查显示，近七成的受访老年人愿意和亲朋好友“结伴养老”。

中国科学院老年科学研究会会长熊必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在社会养老体系完备之前，“结伴养老”也未尝不是摆脱晚年孤单的一种方法。但不同于社区养老或老人院养老，“结伴养老”缺乏比较健全的制度保障和配套措施。如果遇到疾病或突发意外，单靠几个老人并不能处理好。此外，由于没有法律的约束和亲情的纽带，在资金管理和分配上容易引发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