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已经转向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的核心特征、驱动要素和主导产业均出现深刻变化;同时,资本市场监管环境不断完善,宏观政策调控模式日趋成熟。在此背景下,我国资本市场正在经历一系列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对保险资金资产配置的传统模式和结构带来严峻挑战。

第一,利率水平低位震荡,超长期资产供给不足,ALM资产配置难度加大。一方面,在经济增速回落、劳动力供给减少、资本相对充裕背景下,成熟行业的资本回报率趋势下行,对利率顶部形成制约。另一方面,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一步畅通,存款利率报价机制改革、摊余成本法理财清理等政策,着力稳定和压降银行负债成本,为利率下行打开空间。

此外,国内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持续深化,全球低利率环境下,国内债市持续吸引资金流入,外资持有国债规模占比已达11%,成为国内债券市场重要的增量资金来源。

过去几年看,十年期国债利率中枢每轮周期下行30基点(BP),且利率周期的波动空间明显收窄。尽管超长利率债市场供给结构出现一定积极变化(地方政府债成为保险公司的主力配置品种之一),但超长利率品种供给不足、收益率持续回落的格局没有本质改观。

目前,我国10年以上债券存量约10万亿元,与20万亿元的保险资金规模相比供给较为不足;同时,超长利率债品种收益率在3.6%左右,明显低于保险公司5%左右的收益要求。

第二,近年来信用违约风险明显上升,合意资产供给不足,结构性资产荒愈演愈烈。地产、城投和强周期行业是我国信用债和非标融资的主体,三类主体占非金融企业债券的70%。在传统行业资本回报率下行过程中,较高的债务率可能导致这些行业违约风险明显上升。

此外,长期来看,“双碳”目标可能导致煤炭、火电、钢铁等强周期行业出现大规模的资产减值风险。展望未来,传统非标资产的收缩将是必然趋势:一方面,监管不断趋严,持续限制非标融资渠道;另一方面,在地产三条红线、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和国企债务风险管控从严背景下,城投、地产和国企等传统非标融资主体的融资能力也受到约束。

第三,权益市场呈现新特征,极致分化的结构性行情可能成为常态,传统的投研框架必须升级。一方面,宏观经济与资本市场的周期性特征弱化:第一,以土地为核心的地产、基建投资增速放缓,宏观总需求对货币信贷的敏感性降低;第二,伴随服务业占比提升,经济内生波动下降。我国服务业占比已上升至55%,但国际比较来看,未来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第三,宏观政策调控方式变化,从注重逆周期调节转向更偏跨周期调节,表现为不搞大水漫灌、不急转弯、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第四,经过40余年积累,传统产业发展壮大,供给侧改革推动行业集中度提升,而龙头公司抗风险能力更强;第五,资本市场结构向新经济倾斜,A股市场市值分布中,传统经济(能源、材料、金融地产等)占比下降,新经济(消费、医疗、信息技术等)占比上升。

另一方面,极致分化可能成为常态,传统估值体系面临冲击:首先,经济转型期,新旧经济冰火两重天,容易出现长期结构性行情,导致极端估值分化;即便在银行等传统行业内部,转型快的公司和转型慢的公司相比,走势也会明显背离。其次,很多新兴成长行业正处于渗透率提升的早期,未来成长空间巨大,但其估值体系缺乏历史参照。再次,估值分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定价效率的提高,这与A股市场机构化进程、注册制等基础性制度的完善密不可分。

在利率中枢下行、合意资产供给不足、权益资产投资难度加大的背景下,保险资金资产配置要积极把握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本质特征,聚焦产业结构升级方向和国民经济需求缺口领域,持续优化产业布局,丰富资产配置结构。其中,符合未来经济发展方向的养老产业投资,是一个重要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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