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田进 北京报道 渴望找到一家舒适养老院的故事每天都在老人中上演。
随着年纪上涨，对于住在四楼而没有电梯的陈兴而言，爬楼越发艰难。“今年我已经80岁，为减少爬楼次数，有时上午下楼傍晚才回家，或者干脆就在家看一天电视。作为土生土长的常德人，周围入住养老机构的朋友还是很少。两年前在家人的劝说下，才开始有了找养老机构的想法。”
在常德这座标准的四线城市，租售房、招聘等平台文化并不发达，更别谈推介养老院的中介机构。三年前，当地开业的一家大型康养机构，因朋友间口口相传环境很好，陈兴和妻子参观后还与几位朋友约定结伴一起入住。
只是，和妻子住了三月有余后，当初参观养老机构的兴奋与憧憬，都随着各种不适应而消弭殆尽，最终选择退房回家。因为此事，他还被周边人说太折腾、太矫情。
对于退房回家，陈兴的“90后”外孙女刘洁理解老人家，“其实姥爷的几位朋友也陆续退房。很多时候老人不追求好的环境，就是没那么容易去适应养老院环境。你也不能说养老机构不尽心，对于他们而言这就是一份工作。养老院毕竟不是自己家，没有办法做出家的感觉”。
作为上海宝山区月浦恬逸养老院的常务副院长，陈晓瑜也在感受着养老机构的火热需求。每个月，她要接待约150组前来参观的老人或家属，月净入住则为20人。
陈晓瑜表示：“宝山区有床位的的养老院约56家，像我们这样拥有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则很少。目前466张床位中298张床位已入住。很多人询问、参观却最终没有留下来受很多因素影响，比如离家的远近、心理预期的不同、老人的退休金，家属意见不统一等等。同时，养老院也需要对老人进行入户调访评估，如果触及相应红线——传染病等则不接收。”
在需求火热下，并不是所有老人都需要入住养老机构。当前，市场的一种普遍观点是养老服务格局应呈“973”模式，即在养老服务中机构养老占3%，其余为家庭养老和社区居家养老。而国家卫健委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11月，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2.6亿人。以此规模计算，全国约800万老人将入住养老院。作为对比，截至2020年年底，全国养老床位合计821万张。
只是，看似养老床位供需相匹配下，供给端养老机构床位空置率高、需求端老人对机构服务不满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近期，经济观察报走访了三位为寻找养老机构而几经折腾的老人及家属。他们中，有跟随子女沪漂最后落脚上海养老院的东北人；有为减轻后代护理压力而与老伴分隔两地养老院的离退休干部，更有为父母在城区找到一家舒适养老院而焦虑90后。也许二三十年后，这些老人所亲历的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阻碍，都可能成为我们选择养老院的一道难关，而这些小阻碍，仍等待着政策与市场去解决。
与老伴分隔两地养老院
88岁的王玉生年轻时因工作变动便几经周折——1949年，15岁的王玉生从河北南下邵阳，29岁调任湖南省政府部门工作，50岁前往深圳后便定居下来。
为了寻找养老院，2020年王玉生再次踏上颠沛流离的生活。
按原计划，他和老伴由定居深圳的小女儿负责养老。十年前，因老伴身体不好，家里开始雇佣保姆专人照顾，此时一切还运转得过来。2020年，因摔跤导致腰椎骨折，王玉生也开始需要专人照顾。
因每月一万多的保姆费和无法24小时照料，聘请两位保姆的计划变得不现实，最终小女儿不得不带着王玉生在深圳开始寻找养老院。
“我最终在罗湖区一家区办养老院住了下来。养老院卫生间、扶手等硬件设施都是崭新的，位置在市区内，离东湖公园也很近。可它最大的缺点是伙食——一个月只有600元的伙食标准，加之是广东口味，既吃不好也吃不饱，于是只能让家庭保姆往返送饭菜。当然，这也不是长久之计，2020年9月自己便选择了退房”，王玉生表示。
2021年上半年，由于再次摔跤让王玉生不得不把入住养老院又一次提上日程。
同年9月，定居长沙的大女儿专门前往深圳带王玉生参观了四五家养老院 。其中既有老牌市办养老院，也有新开业的民办养老机构。
王玉生表示：“最先看的郊区养老院条件都不错，但离深圳市区有几十公里，看病、回家等往返不方便；几家市办养老院，大多是在街上租一栋楼，没有一点余地，散步都没地方。市中心的大型民办养老院，一月要一万多。看了一圈，都没找到理想的。 ”
新的选择随之到来。因不想给小女儿持续添加负担，王玉生最终选择跟随大女儿回长沙寻找养老院，老伴则由小女儿照顾。两位老人也就此分隔两地。
2021年10月回到长沙后，大女儿通过网络途径寻找到长沙北辰欧葆庭国际颐养中心，之前的养老院经历让王玉生一开始选择试住半个月，因对饮食、服务等各方面都满意，他便选择住了下来。
在颐养中心，王玉生可以选择参加绘画、毛笔、舞蹈、卡拉OK、电影鉴赏等系列娱乐活动。颐养中心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只设有224间客房，配有多台大型数字化康复训练设备等，同时还配备医疗康复、护理照料、餐饮房务等多专业人员。
更好的服务意味着更高的价格。
据了解，该颐养中心定位为高端私营养老服务中心，最低入住价格超6000元，包含房费、餐费、服务费等。价格浮动根据老人的照护需求而定。当前，王玉生的养老院费用约1万元/月，而他的深圳离退休工资可以实现费用全覆盖。
“这个价格许多人确实承担不起。如我一位在湖南税务局退休的处长朋友，当初我也劝他住进来，但是讲实话这牵涉到自身经济条件。长沙和深圳的退休工资标准有差距，他的养老金还不能完全覆盖颐养中心的全部费用，各种因素下最终还是没来成”，王玉生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回到长沙后，一些令他意想不到的麻烦事也开始出现。
因为是深圳离退休身份，为能异地就医报销看病买药的费用，王玉生基本每月都需要由大女儿开车载着自己去长沙市区的医保定点三甲医院。“在医院买药需要先垫付现金。去年12月，大女儿就曾专程拿着发票、证件等资料回深圳报销，这样来回很麻烦。住在在深圳时看病报销就会方便很多。”
现在，王玉生每月的医药费约1000元，因疫情影响，他最近只能通过把资料邮寄给小女儿让她负责报销。他希望，这样的窘境能早日结束。
沪漂的齐齐哈尔人
异地就医报销难同样发生在79岁的李玉华身上。
“像我们这样跟随子女的老年沪飘，医保、退休工资等关系都在外地，在上海很多医院看病买药需要自费，没办法报销，身边不少老人都面临这样的情形。我每个月还有6000元的退休工资，基本足够支付养老机构的费用，买药、补养品则由两个儿子承担。对于没有退休工资或者没有子女的老人来说，负担就相当重了”，谈及医保报销，李玉华不由自主地感慨起来。
在2010年前往上海前，李玉华和丈夫在黑龙江齐齐哈尔一直过着和周围老人并无两样的居家养老生活。每天早上五点，李玉华起床去单元楼对面的学校做保健操、打太极拳，之后回家做早餐，白天和认识几十年的姐们一起溜达、唠嗑，哪家有事也能互相帮衬。
2009年，丈夫的一场疾病改变了一切。李玉华的两个儿子都定居在上海，丈夫因脑血栓住院后，只能由66岁的她独自照顾。几个月下来，110多斤的她瘦到90斤。“我怕我自己再倒下，没人伺候我家老头，只能就领着老头来上海找儿子。我们这一辈人本来就不想给儿女增加负担，但是被现状逼到这了，不然根本不愿意来。”
2010年，脱离黑龙江66年的生活模式，李玉华开始了沪漂生活。几年后，丈夫因病去世，她继续留在上海负责帮忙照看孙女以及日常做饭。
“近几年，孙女上初中不需要接送了。但自己都眼瞅快80岁了，如果再回齐齐哈尔，万一在家生病或磕磕绊绊，儿女也都没在家，你说咋办？一想挺危险的，所以只能继续留在上海，把齐齐哈尔的房租出去。可是一个人在家实在孤单，早上六点子女出门上班，就只剩下空荡荡的房子。自己吃完早餐后就一人下楼溜达，不敢走太远，再远路就记不清了，也不会使用手机地图”，李玉华表示。
入住养老院前，李玉华每天的日程基本集中在下楼去小区的院子里坐着晒太阳或者回家看电视。“总看电视眼睛还不行，其余时间就是等着子女下班。他们经常回来的比较晚，有时候饿了，就自己随便做一点饭吃，也不等他们了。邻里之间不太熟悉，也没啥话可以聊。”
2020年，李玉华首次提出自己想住养老机构。
就这样，儿子、儿媳开始着手在上海宝山区寻找合适的养老机构。儿媳同事曾因其婆婆要入住养老院而走访了宝山区数十家养老机构，最后儿媳同事选择了上海宝山区月浦恬逸养老院。经同事推荐、实地参观以及性价比对比后，最终也选择住进这家公办民营的养老机构。
李玉华入住养老机构的第一感受是觉得不再孤单，甚至感慨在儿子家没有在养老院好。
李玉华介绍：“在养老院生活很规律，可以放心的和大伙一块吃饭、热热闹闹的。年轻人们教我们合唱、太极拳等娱乐项目，过年过节还会组织表演节目。大大小小的事护理员也都耐心帮忙。比如手把手的教我们使用手机、陪护我们上医院、牵着老人手下楼晒太阳，同时还能给行动不便的老人洗澡。服务很有安全感。”
现在，李玉华入住养老院5个多月，虽距离大儿子家就十分钟车程，平常也不愿意回家。“过年过节孩子来养老机构接我，那不能不去，但也就在家住一两宿。今年除夕儿子接回去吃了一顿团圆饭，然后领着我上外滩的江景房住两晚看看风景。在家不习惯，没人陪说话，也没这热闹，所以就赶紧回养老机构了。”
“90后”的养老焦虑
在没有陪同姥姥姥爷走访常德大小养老机构前，刘洁并不理解为何会有老人选择从养老院搬出来。
在“90后”的刘洁眼中，当年老到身体不便时，入住养老院顺理成章。“80多岁的姥姥姥爷住的是单位老楼，上下楼很不方便，家里也没有防滑等适老化设施。即使请保姆，也做不到365天、24小时全方位服务，而这些在养老院都可以实现。”
奶奶的一段养老院入住经历更坚定她的看法。2018年，她的奶奶因病瘫痪在床后，近60岁的父母没有足够的精力去护理，所以将奶奶送往养老机构的医养结合区域入住直到去世。
2019年看到姥姥姥爷开始因行动不便经常在家一呆一整天，刘洁和他的父母开始给俩人做思想工作。
刘洁表示：“当地很多老人因落叶归根的观念以及担心给子女增加经济负担，不愿去住养老机构。姥姥姥爷还比较开明，愿意去试住。三年前开业的大型康养机构从设施完善方面来说在当地已排行前列，占地面积大、提供医养结合服务、老人能参与各种兴趣班。”
可姥姥姥爷入住一段时间后的反馈是，各方面都不如自己家。
“他们年纪大了就图吃的顺口一点，白天能听歌剧、看电视，偶尔刷手机发发朋友圈。太极拳等兴趣班和80岁的他们基本无缘，只求身体少点病痛，不要出现磕磕绊绊。可在养老院，他们还是没法像在家那样随心所欲。饮食不习惯，也没有家那种亲切的感觉”，刘洁表示。
入住三个多月后，姥姥姥爷最终选择回家养老。
她的姥爷陈兴向记者举例介绍了机构的不便之处。“我们需要服从集体生活，没法吃到一些想吃的菜品。即使不太习惯中央空调的热风，也要为其他老人着想。”
姥姥姥爷搬离养老院后，刘洁还尝试走访了其他养老机构。在当地，可供选择的养老机构只有十余家，更多都只提供最基本的养老服务——一家公办公营的市级养老院，不提供医疗服务，老人临时生病都需要呼叫社区医生来养老机构看病；另一家规模比较小的民营养老机构，就三四层楼，和大学宿舍一般，楼层低矮，每层楼就六七间没有卫生间的房间，老人需要排队去楼层间的卫生间上厕所。可即使这样，这两间养老机构基本住满。
回到家后，刘洁的姥姥姥爷由住在常德的父母负责照料日常起居。但这场经历更让刘洁开始担忧父母未来的养老生活，毕竟，父母并没有姥姥姥爷那么多的后退空间。
现在，刘洁已在北京结婚并定居了下来，曾经多次邀请父母来北京和自己住也被拒绝。“我们也不能强迫父母来。北京的环境气候他们不一定适应，父母在北京没有朋友，也不会开车或者手机软件打车。三代人住一起多少还会有点摩擦。我怕的是，以后父母介于行动不便但又还能基本自理，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陪着，怎么办？”
谈话最后，刘洁希望在四五线及以下城市养老行业能发展的更快一点，老人也能得到更多的宽容。“我们不要认为老人对养老院挑刺就是矫情，这些小情绪我们将来可能也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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