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
时隔21年为何出台新时代的老龄工作意见?
全国老龄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杜鹏:
人口老龄化发展的现实问题,和21年前相比,我们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翻了一倍,老年人数基本增长了一倍。2020年第7次人口普查数据也标志着我国即将进入65岁以上老年人占14%比例的一道坎,进入老龄社会。
20多年来我们的理念在不断地提高,如何用新的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去落实它指导我们的工作。
在20年的探讨过程中,我们有许多好的做法,有一些部门的经验,通过我们制度的框架、法律的体系、政策体系能够把它固定下来,为下一步发展更扎实地去推进国家战略落地。
二问
为何强调积极老龄观?
全国老龄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杜鹏:人口老龄化本身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积极老龄观强调我们积极看待老龄社会,积极看待老年人,积极看待老龄生活,以及怎么去发挥老人的潜能,继续参与社会发展。
三问
未来社区养老服务会更进一步吗?
全国老龄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杜鹏:一方面,我们本身的治理体系在改变,随着服务重心下沉,将来基层社区服务力量会进行重组,会加重这方面的治理,会有更多具体人员来做这个事。
第二,文件里也强调了许多资源整合,比如老年人能力评估结果的共享,鼓励市场更多通过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向老人提供多元化服务。通过多重措施,来使住在家里的老人能得到更实在的帮助。
四问
养老护理工作从业者短缺问题未来如何有效解决?
全国老龄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杜鹏:在这些年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许多阻碍医养结合的痛点。所以文件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措施。
比如在人才培养使用方面,怎么能够更加鼓励基层的医护人员到养老机构里来提供服务,包括基层的一些医院和养老机构,包括居家的一些病床,通过协议形成互相帮助,一种互相转换的服务。
也有包括在家里提供护理的亲属,能够通过一些补贴制度,使他得到专业培训。专门的养老护理人员,基本工资、基本待遇要得到保障,从事养老机构服务的基层医护人员要得到资格的认可,家庭的护理人员要能够得到适当的培训。通过这些来逐渐克服前一阶段发现的人才短缺问题。
五问
为何强调低龄老人灵活就业?
全国老龄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杜鹏:我国老年人口迅速增多一个特点就是低龄老人多,我国2.64亿老年人里,有将近56%是60到69岁的老人,他们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也比10年前的老人有了明显提高,这是一个很好的基础。
另外,过去这些年一些城市已经在试点弹性退休或返聘制度,比如深圳、上海,在一些医疗行业、教育行业已经有了多年积累,这次用灵活就业的方式,使将来60多岁的老人通过返聘也好,通过非全日制工作也好,使这种老人有意愿,同时雇用的单位有需求的能够更好结合,使有能力的老人能够加入到工作中来。
六问
农村养老服务如何跟上?
全国老龄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杜鹏:虽然现在半数以上老人都生活在城市,但农村老龄化还是比城市高8个百分点,这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特别是养老服务方面,在农村表现非常突出。
文件里针对这种现象,特别提到要加大农村养老设施的建设,特别是在养老服务、长期照护保险等一系列发展问题方面,更多将农村作为重点来进行发展,也提到要依托农村幸福院、农村邻里式的助老服务点,来发展互助养老的服务。
七问
如何帮助年轻人更好地照顾老人?
全国老龄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杜鹏:这是一项非常具体的支持政策,也是一个很好的政策导向。过去这些年,我国在鼓励子女赡养老人、承担赡养老人义务方面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在个人所得税方面有相应减免。这次政策又具体提出,如果就近或共同居住,相应房租房价,特别是阶梯性电价、水费、气价方面要给予相应支持政策。
这样的支持幅度一旦能够有具体的规定逐渐落地的话,在经济上对子女会起到一个鼓励作用。这个鼓励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帮助,更多的是一个导向,也就是说子女和老人就近生活能够不断照顾老人,同时精神方面、情感方面的交流会更加丰富。
八问
如何让老年人真正得到“乐”和“学”?
全国老龄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杜鹏:这次文件的一大亮点是把老年人的学习,从文化娱乐活动提升到教育活动,也就是说纳入到终身教育的体系里边。比如老年人上网一系列的这些,如果通过一些灵活教育项目,使老人及时会使用这些互联网设备,使他想学的东西能够学到,不仅仅是琴棋书画,还有他喜欢的一些专业项目,那他就能更能够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更能够和不同年龄的人去交流。所以这次的文件里专门提到要建立国家老年大学,同时通过终身教育体系,使老人的文化生活、社会参与能够更加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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