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的熟人社会及其养老问题

中国传统的村落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

熟人社会具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大家彼此熟悉，这种熟悉是建立在日常长期互动的基础之上；二是大家彼此信任。传统的熟人社会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农民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世世代代生活在这个地方，彼此知道对方及其家庭的底细，交往成本很低，因而在交往中追求的是长期性的平衡机制，而非一次性、短期性的对等交换。

但是，从大集体时期以来，经历了分田到户以及打工经济普遍兴起的时代，熟人社会关系也逐渐发生变化。以下将分别探讨大集体时期、分田到户初期以及2000年打工经济普遍兴起以来熟人社会关系的变化及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讨论熟人社会关系的性质。

中国乡村

一

2018年笔者在黄冈樊家楼村调研，该村一位村干部对村庄内部农民之间的关系变迁有深刻感受。这位村干部生于1943年，从1975年开始在村里当赤脚医生，1984年开始当村干部，他对熟人社会关系的变迁具有敏锐的感知：

大集体时期，矛盾多，因为工分不一样，心里不舒服。那个时候插秧割谷由几户人包工，做的事情一样，工分不一样，就觉得不公平。每个村吵嘴的都多，吵归吵，就算心里有意见，该帮忙的时候大家还是会帮忙。

分田到户之后，自己种自己的田，邻里关系比之前好多了。吵嘴的也还是多，但是没有大集体时期多，互助精神最高。我觉得这是因为放开后，人的思想舒畅了，精神解放了。大集体对人有束缚，一年到头没有休息的时候，相当紧张，白天劳动，晚上开会，农忙的时候，白天做，晚上也要做，早上四五点就要起来。20世纪80年代时，（村民之间）关系相当融洽、淳朴，人与人之间是一种真诚的关系，我觉得那个时候人与人的关系是最理想的状态。大家都相互帮忙，不要钱的。

现在人与人之间是一种金钱关系，大家关系看起来都很和睦，没有吵嘴闹架的。但是和睦的背后，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你不触及我利益时，相安无事，触及利益时，就互不相让。

从这位村干部的描述中可以看到，熟人社会关系在大集体时期、分田到户初期以及2000年以来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前两个时期虽然熟人社会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但没有达到质变，而2000年以来，随着打工经济的普遍兴起，熟人社会关系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在大集体时期，熟人社会是一种“紧张而亲密”的关系，一方面吵架的很多，另一方面该帮忙的还是要帮忙，互帮互助的情况很普遍，彼此依赖度很高。一个生产队的村民几乎从早到晚都要碰面，白天一起搞生产，晚上一起开会，在一起互助交流多了，冲突、矛盾自然也更容易滋生，因而农民之间相互吵嘴的很多。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农民之间的争吵很多是由不公平感带来的，尤其是工分分得不公平。

从分田到户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熟人社会关系呈现出“轻松而紧密”的特点。这一时期的轻松是相对于大集体时期的紧张而言的，之所以轻松，主要是因为分田到户之后，各家各户自己搞生产，集体对个体及其家庭的束缚较少，个体感受到的压力较小，在心态上较为轻松。但实际上，农民之间相互争吵的也很多，并且，与大集体时期由于不公平感带来的争吵有所不同，这一时期的争吵更多是源于对资源的争夺。农民习惯于将分田到户称为“单干”，大集体时期所有的生产都是为了集体，由集体统一分配，农民很少关注个体小家庭的发展。分田到户之后，农民有了个体意识，开始关注于家庭的发展，因此展开了对各项资源的争夺。并且，这一时期外出打工的极少，每个人都要从村庄内部获取资源，邻里之间、兄弟之间很容易因为资源的争夺而发生争吵。但是，农民之间又彼此依赖，有很多事情依靠单家独户的力量是难以完成的，因而要相互帮忙、相互换工，如农业生产上、建房上、红白事上，大家都会积极主动去帮助别人，并且预期到自己需要帮助时别人也会同样给予帮助。熟人社会里的互助需求尤其多，因而上文提及的老干部认为这一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达到了理想状态，是一种真诚的关系。

成都火车南站，一群进城的农民工。

2000年以来，打工经济在各地农村普遍兴起，大量农村青壮年开始外出务工经商，农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熟人社会关系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呈现出“和睦而松散”的特点。在调研中，当问及村庄内部还有什么矛盾纠纷时，农民的普遍回答是“现在没什么矛盾纠纷”。可见，这一时期熟人社会关系首先表现出和睦的特点，和睦是相对于之前的争吵而言的，村庄内部较少矛盾纠纷，村民之间、邻里之间、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冲突很少，大家表面上客客气气，但真正触及彼此的利益时，则互不相让。并且，熟人社会中相互帮忙的现象明显减少，那位老干部将之称为“金钱关系”。由此可见，和睦的背后实则是相互之间关系的疏离。

二

互助体系是理解熟人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实际上，笔者近年来在全国各地农村调研发现，农村熟人社会互助体系在2000年以来普遍面临衰退和瓦解的趋势。以白事抬棺为例，白事在传统社会中是村庄内的公共事件（当前在一些农村仍然如此），因为每个人都会死亡，所以每个家庭都需要熟人社会的互助。村民小组往往就是一个办理白事的基本单位，谁家有人去世，小组内每家每户至少出一个人前去帮忙。其中，抬棺需要的人多（一般为16人），而且是体力活，因此更需要小组内部的互助。以前抬棺不要钱，但最近十几年，尽管抬棺者仍然是村庄内部的人，却开始要钱了。以笔者调研的樊家楼村为例， 当地从2000年左右开始抬棺要钱， 现在的标准是给每个抬棺者200元现金、一条烟（价值200元左右）、一条毛巾、一块香皂。如此一来，仅仅抬棺这一项，主家就需要花费七八千元。

熟人社会互助体系的瓦解主要源于打工经济兴起之后乡村社会的如下变化。第一，乡村社会由原来相对稳定的社会转变为流动社会。流动社会充满了不确定性，农民对村庄以及对村庄社会里的人都缺乏长远的预期。而熟人社会里的人情互助正是建立在双方都有稳定预期的基础之上，在“你来我往”中实现长期性的平衡。流动社会的不确定性导致人情互助中的“你来我往”很难长久维系，双方彼此都不确定，因此更愿意采取一次性的交易手段。第二，农民之间开始发生分化。以前大家都在村里务农，相互帮忙的机会成本很低。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外出务工，每个家庭的劳动力配置各有不同，有的人常年外出务工，有的是短期外出务工，有的常年在家务农，此时，农民之间相互帮工的机会成本变高。第三，劳动力价值开始显化，变得可以衡量，这为即时性的交换提供了基础。此外，随着农民家庭的现金收入越来越多，农民有钱从市场上去寻找替代品，而非一定要依赖于熟人社会的互助。

三

之所以将乡村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称为“熟人社会关系”，不仅在于彼此熟悉，更根本的是在于彼此亲密，这种亲密是建立在双方都有情感投入的基础之上。有了情感投入，才会对对方的行为有所期待，才会产生爱恨情仇的纠葛，才会既有争吵，也有真心的互助。但不管是彼此争吵，抑或是彼此互助，双方在互动中都是真诚的。实际上，在大集体时期和分田到户初期，乡村熟人社会关系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人与人之间是一种真诚的、亲密的关系。

2000年以来，随着打工经济的普遍兴起，乡村熟人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仍然是熟悉的，毕竟大家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几十年，有很多共同的经历，但彼此却并不亲密。村民之间的关系很和睦，但和睦的背后却有隔膜。这一时期熟人社会关系变化的本质在于，农民在交往中的情感投入越来越少，只要不涉及个人利益冲突，彼此都相安无事，而一旦涉及个人利益，则会针锋相对、互不相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