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日,国新办就日前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民政部养老服务司负责人李邦华介绍,《意见》首次在中央层面部署建立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度,即通过列清单的方式来明确基本养老服务服务谁、怎么服务、由谁提供服务这些问题。
李振华表示,按照中央的相关部署,民政部正在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制定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政策文件,目前文件正在制定的过程中。
当前,人口老龄化正在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在此背景下,深入挖掘老龄社会潜能,激发老龄社会活力成了应对老龄化社会的重要举措之一。记者注意到,与此前不同的是,《意见》从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完善老年人健康支撑体系、积极培育银发经济等方面提出要求及相关举措。
业内普遍认为,此次《意见》的出台对于正处在野蛮生长阶段的养老服务业或有引导、规范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老龄化过快带来的负面影响。
出生率创历史新低,老龄化速度加快
多项数据都表明,当前人口形势不容乐观。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中披露,2020年末,我国人口总抚养比为45.9%,连续3年上升。总抚养比中,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9.7%,较10年前提高了7.8%。
所谓老年人口抚养比,是指某一人口中老年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这是反映人口老龄化社会的指标之一。当前,我国每100位劳动年龄人口需要负担近20名老年人,这意味着,5个年轻人需要负责1位老人的赡养问题。
年鉴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同期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1.45‰,创下1978年以来的历史新低。而在今年5月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18.7%。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此前介绍,普查数据反映出我国人口发展中面临着一些结构性矛盾,如劳动年龄人口和育龄妇女规模下降,老龄化程度加深,生育率下降,出生人口数量走低等。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接受《中国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对比更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韩国、日本,中国的老龄化速度较快。
老龄化速度加快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陆杰华表示,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推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2011开始,国家逐步放开计划生育限制,开始推行“二孩政策”“三孩政策”,但在陆杰华看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家的生育观念也发生了改变。
“生育政策的放开效果远不及预期。”陆杰华认为,2020年出生人口为1200万,若今年出生人口低于1000万,加上老年人口比例和规模的逐步扩大,极有可能提前5-10年出现人口负增长的情况。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文件中预计“十四五”期间我国人口将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2035年前后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将对经济运行全领域、社会建设各环节、社会文化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陆杰华指出,人口老龄化加速改变了社会形态,老年人口数量和比重在不断的增长,还将改变未来的经济结构。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也认为,随着老年人口扶养比的上升,老年人越多,工作的人越少,会引起消费下降、投资下降、经济增长下降。
持续呈上升趋势的老年人口抚养比也引发公众关于养老问题的担忧。朱民直言,老龄化成为当前目前发展的转折点,我们需要新的工具、新的思维方式来处理老龄化带来的新的宏观经济、金融和民生方面的挑战,提早做预案。
人口是个慢变量,在长周期里影响几十年
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全国内地31个省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省份多达30个。排名前三的城市分别是大连、上海、沈阳。
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房连泉告诉记者,人口跨省流动是造成省际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重要原因,越是经济发达地区人口老龄化情况越重。
“我国整个年龄结构都在老化。”陆杰华也在采访中指出,从目前的年龄结构来看,底部在收缩,顶部在增长,中间靠近顶部的中年劳动力部分在老化。他认为,人口是个慢变量,在一个长周期里影响几十年。年龄结构的老化对人口红利、养老金、养老照料等方面都将带来持续性的挑战。
201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明确,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缴费年限满15年即可按月领取养老金。事实上,当前参保的个人缴满15年后便不再缴纳养老保险。房连泉分析,“人们预期寿命延长了,应鼓励长缴多得。如果平均寿命为80岁,按现在60岁的退休年龄计算,缴费年限和领取年限不对称,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养老基金的支付压力。”
延迟退休就是政策体制创新的一种。2021年3月12日公布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等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尽管政策迟迟未落地,但受访专家普遍认为,延迟退休年龄是减轻养老金压力、延长人口红利期的大势所趋。
“银发经济”市场亟待规范
生育政策短期难有效果,延迟退休政策也还未正式推行。而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我国较长期的重要国情,调动老年群体的消费力也被认为是应对老龄化过快的重要举措之一。
宁吉喆指出,应对人口老龄化,既有挑战,也有机遇。挑战方面,人口老龄化减少了劳动人口,加重了社会保障负担。但同时也要看到,老龄化促进了银发经济的发展,增加了老年服务的消费和技术进步等。
11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发布,要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道路,在发挥市场机制、政府主导方面的举措予以明确。
在陆杰华看来,这表明国家层面对人口老龄化的高度重视。他坦言,当前,我国的养老服务业仍处在较为初级的阶段,没有真正走向市场,形成产业化。养老服务业缺少行业标准和规范,很难监督。
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司司长王海东就《意见》中“积极培育银发经济”举措指出,目前,我国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老龄产业发展较为滞后。《意见》一方面提出加强规划引导,统筹推进老龄产业发展;另一方面提出发展适老产业,相关部门要制定老年用品和服务目录、质量标准,推进养老服务认证工作。同时,要求,市场监管等部门要加强监管,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行为,维护老年人消费权益,营造安全、便利、诚信的消费环境。
“这样的变化中,未来养老产业肯定会是逐步增大的市场。”陆杰华认为,此次《意见》既考虑到了政府主导的养老基本公共服务,也考虑到了社会或是企业要承担的养老非基本公共服务。他补充道,“市场的扩大与完善也取决于政策是不是能跟得上。”
房连泉也指出,养老服务不能光依赖政府的投入。他坦言,当老龄产业市场较为杂乱,供需不匹配、没有品牌力量等多项现状都表明中国的养老服务发展较为滞后。他认为,此次《意见》的出台有利于推动养老市场规范化,缓解“未富先老”的现实窘境。至于推行效果,“需要15-20年的观察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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