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烛残年的等死队”，这一让人感到揪心甚至是心惊肉跳的词组，来自于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杨团对于我国部分失能失智老人缺乏长期照护现状的无奈界定。杨团向《经济》记者表示，“十三五”时期，将设置独立的长期照护政策规划提上国家战略高度，排入重大议程，全力推进国家长照政策的基础建设，已经刻不容缓。
据杨团统计，中国失能失智人口发生率和增长率在全球最高。“目前，我国失能老年人口达4000万人，到2030年和2050年，将增长到6168万人和9750万人。而当下失能的4000万人尚未加入800万到1000万罹患老年痴呆症的失智人口、需要连续照护6个月以上的残障者和慢性精神病人。2017年我国的长照需求人口已高达6000万至7000万人。这相当于两个加拿大2012年的人口，是北欧5国2012年总人口的2.32-2.7倍。”
在中国这个巨型人口国家，失能失智人口需要乘以3才是家庭人口，这就至少涉及2亿多人。
但随之而来的是照护贫困的逐年加深。“照护贫困”（carepoverty）是一种在收入贫困之外的服务的贫困，指因照料服务的资源不能满足照料需求所陷入的各种窘境。
在子女外出的城乡老年人家庭，“因失能致贫”的“照护贫困”成为新贫困的主要形式。杨团表示，不仅贫困家庭、就连经济较为宽裕的农民家庭也大量陷入“照料贫困”，失能老年人成了“风烛残年的等死队”，甚至引发了比收入贫困还要悲惨的因“照护贫困”而导致农村失能老人自杀率明显上升的危机。不仅收入贫困者必然陷入“照护贫困”，就连相当一批中等收入者也会陷入“照护贫困”。
这就为建构长期照护的社会政策理论提供了新概念。近年来，虽然中央和地方财政持续大规模投入巨额资金支持城乡新建老人院、老人公寓和敬老院，但效果堪忧。
杨团建议，制定国家长期照护战略：
第一，要将长照从养老中独立出来，修正政策理念应是制定国家长照战略的基础。用养老涵盖甚至替代长照，导致政策靶向不准、结构失衡、人才短缺。
第二，整合民政、卫生、残联等涉长照的部门业务。长照领域的政策制定、实施和管理分属民政、卫生、残联、劳动和社会保障等多部门，导致理念与重点不一、管理标准不一、补助条件有差异、事权无法统一、资源难以统筹、服务零散切割。这些行政管理上的问题直接影响到技术和标准。
第三，构筑社区长期照护体系。杨团表示，将当前的社区卫生保健系统从长照预防的视角进行改造，可能是老龄、超老龄社会的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工程。
第四，制定统一的长照补贴政策。杨团认为长期照护保险的国际教训多于经验，而且制度成本很高，保费的增长很难预期。
第五，“十三五”时期应将长照人力资源规划作为重点。“当前护理员与需要长照护理老人的比例是1∶200，护理员供求缺口巨大。如果按照1∶10的比例计算，即一位护理员面对10位需要护理的老人，那么，也需要400万名护理员，是现在护理员总量的20倍。要将这400万人都培养成为有资质的护理人员，如果按照培养一个人要花费1000元成本计算，就需要40亿元。再加上护理员的持续教育，以及相关的人才如康复师、营养师、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等的培训，100亿元甚至都是不够的。”在杨团看来，长期照护服务业将成为中国的头号人力资源产业。要发展这个头号人力资源产业，资金保障是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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