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占中国总人口70%左右的广大低收入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障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也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亟待解决的短板。由于政府养老资源的供给有限和个人养老资金的储蓄不足，时间银行这一新型互助劳务养老模式为完善低收入老龄化群体自我养老提供了新思路。

　　根据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门联合提供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5亿人，占总人口的17.9%。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1.9%。并且，中国已经连续2年出现人口出生率下滑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下滑的情况。2018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为10.94‰，比2017年下降了1.49个千分点；中国人口死亡率为7.13‰，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81‰，比2017年下降了1.51个千分点。面对严重少子化叠加快速老龄化的形势，中国养老的无形压力已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特别是低收入老龄化群体养老保障问题。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民生调查”课题组2018年的调研数据，近七成居民对养老资金来源表示忧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民生调查”课题组，2019)。那么，中国未来社会的养老问题如何解决？本文认为，破解养老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起低收入老龄化群体的自我保障体系。因此，在厘清多种养老模式的基础上，本文结合当前中国养老模式存在的难题，重点探索了基于时间银行介入的自我养老模式中的劳务养老的理论支撑、发展路径和保障举措，以期为破解低收入老龄化群体养老难题开辟新的思维和方向。时间银行是置换养老服务时间价值的社会化平台，是一种适逢其时的新型社区生活理念，通过时间资源共享为低收入老龄化群体养老提供稳固的保障。基于时间银行的本质内涵。
 
      首先，本文阐明了时间银行的发展是共享经济理论的具体应用和实践创新，是对现有国家养老、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模式的补充、丰富、完善和突破。其次，为了进一步完善时间银行的发展路径，本文通过采用扎根理论给出了具体指导：时间资源聚焦、竞争优势构建、政府资源支持、兑换机制完善、技术手段升级、参与用户扩展。再次，立足于解决时间银行的实践难题，本文依据时间的时间价值、简单劳务与复杂劳务换算、是否回到物物交易、时间储蓄的继承制度进行了理论探讨。

　　国家养老是由政府制定养老服务政策并保障实施的一种养老模式，核心在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国家养老经费来源渠道较多，包括政府拨款、社会捐赠、福利彩票、公益慈善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的资金投入等，这可从源头上保障老年人晚年的基本生活。然而，中国国家养老保障体系尚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养老覆盖面小且保障力度低。面临老年人口不断增加(每年新增800多万)、新生人口逐渐减少的困境，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健康产业蓝皮书：中国大健康产业发展报告》预测，205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达4.83亿人；另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国老龄协会发布《奋进中的中国老龄事业》预测，2035年前后，中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1/4，2050年前后将超过1/3。然而，根据任泽平等(2019)在《中国生育报告2019》中预测，2030年中国新生人口将降至1100多万，较2018年减少26%，劳动力规模持续萎缩，2050年将比2018年大幅减少24%。

　　家庭养老是中国传统养老模式之一，其实质是一种环环相扣的反馈模式。在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3个方面，家庭养老依靠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庭单位为载体，更能主动承担起赡养老人的义务和责任,家庭养老是把基本的养老负担转化为家庭责任，一般主要由子女担负，然而在实施多年的计划生育国策影响下，家庭养老带来的经济压力开始凸显。首先，随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成果不断加深，独生子女家庭增多。根据年龄移算法估计，截至2015年底，中国独生子女总量为2.246亿人，占同期出生人口总数的43%。通过对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的专项调查发现，由独生子女新组成的家庭需要供养男女双方父母，经济压力倍增，对家庭养老的支持意愿较低。例如，独生子女家庭难以承担持续上涨的医疗保障与生活消费支出，其为老年人提供的必要养老费用持续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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