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民办养老典型无奈关停——平价养老还走得通吗？

看着门口“房屋出租”的条幅，马亚娟至今仍有些恍惚，自己开办了将近20年的养老院就这样被关停了。整改提升的传言在街上流传已久，这次终于尘埃落定。

嵊州鹿山街道，沿527国道雅良村、雅致村路段，短短800米，分布着6家养老院，在当地被称为“养老一条街”。曾经，这里解决了大量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难题，并因其创新的养老模式和集聚效应，作为案例被写入《养老服务社会化“嵊州模式”研究》一书。

而近年来，“养老一条街”的消防安全及环境卫生等问题日益突出，被列入今年嵊州市第一批重大事故隐患挂牌督办点之一。鹿山街道成立工作小组，从5月10日开始，先后3次召开协调会，一对一进驻各养老机构开展关停整治工作。

6月30日，熟悉的戏曲声不再从街边小院中传出。随着最后一家养老院的关闭，这条有着近20年历史、见证了嵊州民办微型养老机构兴衰的“养老一条街”，正式结束了它的使命。

“老典型”有了新问题

91岁的王岩法已经在再孝养老院度过了11年的时光，这里原本将成为他人生的最后一站。

养老院临街，王岩法少有的娱乐是坐在窗前吹箫，由于气息不足，断断续续的箫声总是会被来往汽车的轰鸣声淹没。在这些家庭式养老院中，15平方米左右的房间要挤进3到4个人，一楼小院里常年放着的一排椅子，是他们最常消磨时间的地方。逼仄的空间中，老人的杂物堆放成片，插排散落在脚边，随处可见安全隐患。“虽然环境不算太好，但也待得住。”进入6月，“养老一条街”的整改工作迎来高峰，王岩法眼看一家家养老院陆续关停，往日的热闹不再。

但有些痕迹是抹不去的。

20年前，40岁的马亚娟在这条街上开起第一家养老院。做过赤脚医生和小生意的她敏锐地发现，随着进城务工的年轻人增多，当地留守老人群体越来越庞大，她认定“老人的生意”一定有前景。马亚娟看中了鹿山街道雅良村的一幢三层民房，这里地处城乡接合部，交通便利。经装修整改和报批后，再孝养老院挂牌营业。

老板懂点治病，价格又亲民，营业不到一年房间几乎住满，最多曾同时入住60多名老人。这一诞生于村镇周边的新兴事物，满足了大量农村老人“养老不离家，垂暮不离亲”的需求，一度成为口口相传的理想安居地。更多的入场者开始沿527国道复制这一模式。

时隔多年，马亚娟仍牢牢记得2006年省市相关部门负责人来再孝养老院考察时，自己受到的鼓舞：“你们开创了一种民间养老的新模式，值得大力推广。”

此后，嵊州迎来了民办养老院最辉煌的一段时光。“养老一条街”声名鹊起，被作为案例写入《养老服务社会化“嵊州模式”研究》一书。政府出台政策措施大力扶持民办养老机构，40多家民办养老院如雨后春笋般冒头。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嵊州民办养老机构老人入住率高出全省平均水平10%以上，且无一亏损。马亚娟也顺势开办了再孝养老院二期。

但民办养老院迎来春天的同时，其后续发展也埋下了隐患。马亚娟记得，不少人得知新开养老院可以拿到床位补贴，都一拥而上扎进养老业。彼时的审批政策极宽松，“不管是自建房还是租房，只要能提供房屋证明就让你开。”她回忆，有人对行业不了解，没做好建院的充足准备，半年就经营不善闭门歇业。

原本平静的养老市场被搅起浑水，仅仅两年后，粗放、膨胀式发展留下的隐患便开始显现。一些经营者不愿花钱改造硬件设施，老人的生活环境几年未有提升。更多的养老院是“夫妻店”，几十位老人的生活起居全凭两人勉强维持。

而随着养老行业的规范化，缺少消防审批、卫生经营许可、经营者无相关资质等从前被忽略的问题都成了这些养老院的硬伤，民办养老机构开始由盛转衰。“嵊州发展民办养老走的较早，门槛较低，已经到了必须要整治的时候。”嵊州市民政局副局长李晓霞说。

此次被关停的6家养老院曾住老人95人，目前有5名老人被子女接回家中，两家携老人整体搬迁，剩下的35名老人被集中安置在再孝养老院二期。他们盼望着不再奔波，寻一处良居安享晚年。

整改多次隐患难消

走访中我们发现，缺少专业护理和存在消防隐患是民办微型养老机构面临的最大挑战。针对这些问题，当地街道和民政部门曾多次上门调研，试图通过整治提升解决隐患，却发现积重难返。

负责整治工作的鹿山街道人武部长应建军忘不了第一次踏入夕阳红老人公寓时受到的感官冲击。昏暗房间中臭气熏天，一位失能老人被“粘”在床上，喉咙里发出拉风箱一般的“嗬嗬”声。老人下半身已溃烂，渗出的脓液和腐败气息让应建军忍不住后退半步，“你甚至不能把他的状态称作‘活着’。”

养老护理看似简单实则专业性极强，小到为老人换尿不湿的手法，大到慢性病的监测，任何一步的缺失都可能对本就脆弱的老人造成二次伤害。按国际通行标准，护理员与机构入住老人比例为1比3，而此次关停的6家养老院，人数最多的有老人26人，最少的9人，却没有一家聘有专业养老护理员。

“养老一条街”半夜突然响起急救车警报声并不稀奇。曾有老人深夜突发脑梗，等待120的过程中，当过赤脚医生的马亚娟采取急救措施，从死神手里争取了宝贵时间。但不是每一次都这么幸运，大多数经营者不懂医护，更多老人在深夜中无声离去，有时还会引发老人子女和养老院纠纷，进一步增加经营压力和风险。

嵊州曾针对养老机构负责人、管理人员等开展消防、食品、安全生产、应急抢救等内容的培训，每年培训180多人次，“养老一条街”的经营者都曾参加。更专业养老护理员上岗培训和技能培训，平均每年培训人员70多人次。

“专业护理人才更倾向流入高端民办和公办养老院。”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处长陈建义说，目前我省的护理员队伍还存在“四化三低”现象，即服务人员外地化、文化程度初小化、服务工作粗放化、服务内容随意化；社会地位低、收入低，队伍稳定性低。忙不过来的马亚娟雇了两位约70岁的高龄“保姆”，他们文化程度不高，即使经过培训也很难运用于工作中。

更严重的是消防安全问题。2015年河南鲁山县康乐园老年公寓的一把大火，促使全国加大了养老院安全隐患治理工作的力度。随着消防安全要求越来越高，“养老一条街”基础设施的先天不足暴露无遗。

此次除惠民养老院外，其他5家养老院都只有一部楼梯，未设置独立逃生楼梯和应急逃生通道，更没有简易喷淋设施。这里和当年鲁山的情况相近，收住了大量瘫痪在床的失能老人，一旦发生火情，基本没有逃生可能。

应建军形容自己就像每天坐在一颗定时炸弹上。“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爆，可能明天，可能今晚。”这些年他们曾多次与经营者沟通，并帮助他们配备灭火器材，安装烟感报警器。但由于6家民办养老院都是农村自建房，房屋性质和建筑设计难以进行消防规范改造。多次调研后，今年嵊州多部门联合开展了养老机构整治专项行动，决心通过关停把隐患扼杀在摇篮。

惠民养老院院长钱爱国从建院之初就与老人同吃同住。为了减少外出吃饭，她的办公桌上常年放着一个电饭煲和一把养生壶。每次即使出门5分钟，她也要再到各个房间巡查一遍，“十几年了，我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每个除夕夜一家人都在养老院过。”

平价养老能持续吗

马亚娟从未想过放弃自己打拼多年的养老事业。她和其他几位院长曾动过合伙筹建养老基地的心思。2017年，嵊州甘霖镇曾有一块70余亩的土地计划作为养老产业用地，虽然多方努力，土地规划却最终未能批下来。这次，她又看中了一栋闲置厂房想改建成养老院。但抛出这个想法，一些老人却不买账。

82岁的屠千银以前只想一心跟着“马老板”，现在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日后的去向。“如果价格合适，不太远我就搬，要不就……回老家。”老伴过世，儿子在绍兴打工，自己下身残疾，他明白一个人住不现实。在这里他每月只需交1000元，而城里的高端民办养老院起步就要两三千元，公办养老院虽价格适中但至少要排半年队。

虽然老龄化社会开启了养老服务大市场，但民营平价养老机构的运营并不容易。这里90%以上老人具有丧偶、无养老保险、子女外出务工、家庭贫困、失能失智等特征，每月1000元至1800元是这些人能接受的价格上限。“50块也要跟你讲价的。”对一些经济特困老人，马亚娟几年没涨过价。曾有一位瘫痪在床的老人被家人遗弃，欠费6万元，她一直义务照顾。“权当是再养一个母亲。”

“就一个连环套。有需求老人的低消费能力导致一些民营平价养老院低营收，难以吸引专业护理人才，最终民办养老院面临整改提升和规模化难题。”陈建义说，长三角三省一市老年人占比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之相对的，是我们的养老服务总体层次不高、刚刚起步。

被关停的“养老一条街”是当下一大批民营平价养老机构发展的缩影。受制于低端需求购买力的平价养老服务还能持续下去吗？

钱爱国在关停通知下发前，心里就有了盘算，她看准了“公建民营”模式。这种模式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养老，以解决农村敬老院床位空置率高的问题。而其中最吸引她的，是公办敬老院已有较完善的硬件设施，她不必为建设资金发愁。嵊州正计划通过此方式将养老资源向乡镇敬老院引流。

钱爱国已带着17位老人入驻嵊州金庭镇敬老院。这座由旧校舍改建的敬老院，此前112张床位只入住了15位五保户老人，她获得了90张床位的经营权。在这里，从设施配备到人员管理，一切都更加专业化。一楼走廊的“温馨提示”十分显眼：“为防止开水烫伤，一律由护工替老人统一打水。”钱爱国的桌上仍备着电饭煲，但不安和焦虑的情绪已少了很多。

据了解，不少县市也在探索“降规格不降标准”的养老模式。桐庐提出了“机构居家化”的理念，针对偏远自然村，鼓励和引导村民利用闲置的医院、学校、农民自有住宅等社会资源进行整合和改造，兴办微型养老机构，并承接居家照料中心职能，将服务延伸至老人家里。如今，已有7家微型养老机构设立运营，新增养老床位300张。

已关停的惠民养老院门口曾挂着两块招牌，其中一块写着“欢迎您放手创事业。”回头看，这对民营养老机构而言，更像是一个美好的预言和期许。

【深一度】

微型养老院的生命力

董红亚

就养老服务而言，嵊州“养老一条街”是“嵊州模式”的集中表现。它反映的是养老服务社会化之初，在社会养老需求日益凸显，而政府公益性养老服务设施供给不足情况下，社会和政府互动创新，短时间内出现民办养老机构集群式发展的现象。这在当时有效回应了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父母对经济便捷养老的需求。

“养老一条街”的兴衰，折射出我国民办养老机构由粗放走向规范的发展之路。养老服务社会化之初，国家尚未有专门的养老用地供给，且最早的一批创办者具有“弱势化”的主体特质，多为小经营业主、农村妇女或下岗工人。彼时，有相当比例的民办养老机构达不到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或养老机构许可的条件，属于典型的合情不合法。

2013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意见，地产、保险、健康等行业的资本进入，引领包括养老机构在内的养老设施快速发展；2016年，国家适时出台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专项文件，启动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民政部门依法取缔、关停、撤并安全隐患严重、无法有效整治的养老机构。保障老年人权益和人身安全，让广大老年群体享受优质养老服务。今年以来，涉及养老的政策力度进一步加大。2月，国家有关部门联合发布《加大力度推动社会领域公共服务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行动方案》，对养老等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水平进一步提出要求。不久，国务院办公厅又发布《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分别从养老服务的制度改革、养老服务的投融资、养老服务就业创业等方面，进一步对养老产业发展提出了意见，而且提出目标，确保到2022年在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的基础上，有效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

政策激励下，不应忽视养老行业的深层次矛盾。养老机构运营成本高与老人支付能力低的矛盾就是其中之一。在这个意义上看，嵊州的民办微型养老院有其特定的生命力。尽管这些小微机构缺乏规模化效应，但微型养老机构往往嵌入在居民社区，易营造类家庭氛围，便于子女探望，满足老年人的亲情养老需求。这恰恰是当前国际、国内养老服务发展的一个趋势。

“养老一条街”的衰落并非市场自然淘汰的结果。环境差、服务粗放、有安全隐患，为什么依然有老人和家属选择此类养老机构？值得反思。这说明在养老服务保障体系和当前养老服务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依然需要一定数量的福利、公益性养老机构存在，以满足低收入人群，尤其是农村地区老人的养老需要。政府在推进养老服务发展中，在供给侧，要引导推动多层次的养老服务供给；在需求侧，要建立健全养老服务支付保障制度。

来源：浙江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