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是不是也会带来银发经济和教育红利?
问:也有人认为,中国失去了人口红利但会迎来教育红利,您怎么看“银发经济”和教育红利?
雷晓燕:的确,老龄化本身就是社会发展进步的结果,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城乡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5岁提高到2019年的77.6岁。其中,中国男性平均寿命为73.64岁,中国女性平均寿命为79.43岁。
同时,老龄化也能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积极正向的影响,比如会促进“银发经济”发展。智能技术的发展也会减弱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它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智能技术可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当我国的老龄化问题出现时,智能技术已经发展到较高且较普及的水平,我们可以利用先进技术替代一部分劳动力。比如,有制造工厂大批量引入机器手臂,替代一些流水线工人的工作。对此我们也有相关研究,2021年北大国发院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联合课题组共同开展的研究《中国2049:走向世界经济强国》后来出版成书,书中就讲到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冲击,也讲到智能化技术对劳动力不足的弥补。
其次,技术手段对解决养老问题也会有帮助。比如促使养老过程不再完全依赖劳动力,让机器陪老人聊天或者帮助老人做一些体力活。
再次,有助于老年人主动发挥自身价值应对老龄化社会。“银发经济”的核心就是要在社会发展中积极发挥老年人的作用。
今天的老年人和前几代的老年人相比已经很不一样,他们的健康状况更好,受教育程度更高,掌握的技能更多。一部分老年人虽然退休了但身体硬朗,自身也有很强的为社会做贡献的意愿。研究也表明,因退休导致失去价值感、存在感的心理落差,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
银发经济的产生一方面是老年人有继续为社会做贡献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要有专门针对老年人的工作岗位供给,银发经济就是要积极发挥老年人自身的作用来应对人口老龄化。当然,退休后是否继续为社会做贡献,这应当是老年人的自愿选择。有些老人觉得自己的健康状况不适合再继续工作了,就不应强迫他延迟退休。
这就要求我们设计灵活的、可以自由选择的机制,真正发挥“银发经济”的价值,不宜在退休年龄问题上一刀切。有些人退休之后可以更好地享受生活,特别是那些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人,退休对他们的身体健康会有改善,因此延迟退休政策可能会遭到这部分人的反对。对于有些坐在办公室里完成脑力劳动的人,工作对健康的消耗并不大,退休后反而可能因为失去工作的成就感而郁郁寡欢。因此,我们需要退休制度更有弹性,并配合不同的激励机制,比如延迟退休可以得到更高额的退休金。总之,让个体根据自身具体情况来做选择,从而实现社会整体效益最优化。
关于教育红利,第五次到第六次、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平分别为7.83年、9.08年和9.91年,呈现出较快的增长趋势。如果说我们之前的发展主要靠人口红利,利用的是人口数量上的优势,现在人口的教育水平提升,应该可以更好地发挥人口的质量优势。
从国际比较来看,目前9.91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也并不太高,这意味着未来在利用教育红利、发挥人口质量优势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尤其是加强对劳动力的技能培训,帮助劳动力完成转型。教育红利不仅指基础教育,还应包括职业教育培训等,而且不分年龄,都有培训的不同需求和价值,这对提升我们应对老龄化的能力非常重要。
问:为应对老龄化,目前的退休制度到底应该如何做出相应调整?
雷晓燕:准确来说不是调整退休制度,而是调整养老金领取制度。我们现在是把退休和养老金两件事直接挂钩,其实二者应该分开来考虑。我们需要设计的是大家什么时候领养老金,以及养老金的数额如何与为社会的服务年限挂钩。
这中间涉及一个问题,那就是现有的法定退休年龄是几十年前设定的,相当于是当时政府给大家的一个承诺,将要退休的人会根据这个政府承诺来规划自己未来的生活,包括还要工作多久、什么时候拿养老金、应该消费多少等。如果要一刀切地延迟退休,对这部分已经准备退休的人影响会比较大,所以退休制度改革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问:据您观察,哪些老龄化产业已经有所发展?
雷晓燕:与老年人相关的服务产业包括很多方面,已经发展起来的也很多。
一是养老机构,这是养老需求最大的产业。对于养老方式,国家现在提倡“9073”,即老年人中90%居家养老,7%社区养老,3%机构养老,有些城市略有调整,提出“9064”的目标。
二是社区养老产业,也发展得非常快。现在的社区养老包括构建新型养老社区,让老年人集中居住,但是提供和居家养老一样的生活条件;还有的在原有社区里增加养老服务,比如提供送饭上门、上门医疗服务等,或是在社区里建立托老所,可以让老人日托或全托。
三是数字技术做“适老化”应用。2021年我在华北做关于“一老一小”调研,就看到一些新型社区、村庄的数字化技术应用做得非常好。比如有的村里有一块大屏幕,村里老年人的需求可以通过家中的按钮及时呈现在屏幕上,屏幕前有相应工作人员对接不同的老人。这就是数字技术做“适老化”建设的一种。老年人不容易掌握数字技术,但他们可以提出需求后由年轻人来帮助他们实现。这类数字技术应用到养老服务上的例子还很多,包括便携式医疗技术服务等,未来应该都能够获得较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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