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老龄化遇上少子化，如何回应“养”“育”之需

老龄化、少子化、长寿化，当前我国人口结构呈现高龄少子化趋势

我国有两个重要的人口变化转折点：第一个是2010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到达峰值；第二个是2025年前后，可能会达到人口总量的峰值

从我国人口结构变化趋势看，高龄少子化趋势尚未固化，未来十年将是积极应对的重要窗口期

人口变化是慢变量、长变量，应对“一老一小”新挑战是一个长期过程。在全面准确把握我国人口结构变化趋势的基础上，不断深化认知，创新政策措施，才能更好回应“养”“育”之需，推动国家战略发展

人口，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人口的数量、素质、结构、分布情况，更是一个国家做出战略规划必须考虑的基本要素。全面准确掌握我国人口的发展底数，对于刚刚迈上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的中国，至关重要。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迈入中度老龄化阶段，60周岁及以上人口可能突破3亿人。与此同时，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数据表明，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低于总和生育率警戒线1.5，与人口自然更替率2.1尚有较大距离。这两个数据表明，我国人口形势正进入高龄少子化阶段。

一边是老龄化，一边是少子化，人口结构变化的基本情况，提醒我们更好地回应养老和育儿之需。对此，国家战略已经做出重大安排。近年来，我国不断织牢“一老一小”的民生保障网，推动养老托育服务发展的标准规范、支持政策以及配套改革措施等日益完善，养老、托育服务供给不断增长。

受访专家分析，未来十年是我国积极应对高龄少子化趋势的重要窗口期。我国将持续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完善人口服务体系，扩大养老托育服务有效供给，提升服务质量，完善服务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直面高龄少子化趋势

老龄化、少子化、长寿化，这是当前我国人口结构呈现出的趋势。

纵观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形势，呈现出两个明显特点。一是老年人口规模庞大。2.6亿，这是“七普”数据显示的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的18.70%。二是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根据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5.4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上升了4.63个百分点。与上一个10年相比，上升幅度分别提高了2.51和2.72个百分点。

与人口老龄化同时存在的，是长寿化。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19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7.3岁，比2018年提高0.3岁。“七普”数据显示，十年来，我国高龄老年人口比重持续提高：2020年，80岁及以上人口有358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54%，比2010年增加了1485万人，比重提高了0.98个百分点。

“人类已经进入普遍长寿的时代，中国也不例外。”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说，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人的平均余寿为20年，预计2050年会达到27年。

与此同时，我国人口结构还呈现少子化特点，突出表现为出生人口数量呈下降趋势、生育率降低。

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年人口出生率为7.52‰，人口死亡率为7.18‰，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0.34‰。在2019年，这三个数据分别为10.48‰、7.14‰和3.34‰。

在人口死亡率相对稳定的条件下，人口出生率下降对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产生了显著影响。

近十年的年度出生人口数据显示，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呈下行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1～2015年，我国年出生人口数都在1600万人之上。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出生人口在当年达到1786万人，2017年达1723万人。

2018年之后，全面两孩政策的生育势能基本释放。全国出生人口数量分别为：2018年1523万人，2019年1465万人，2020年1200万人，2021年1062万人。

“当老年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我们更需要充足的、高质量的劳动力，更高的劳动生产力，以创造更多社会资源支撑养老。”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教授李实说，更好应对未来的老龄化社会，应从解决现在的儿童发展问题入手。我国就是从更长远的视角来考虑“一老一小”的关系，并采取国家战略部署。

于变局中开新局

中国的人口结构在“变老”的同时，人口规模也呈现出“变小”的趋势。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从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视角观察，我国“未富先老”与“未富先小”同时存在。如果“变老”“变小”趋势进一步发展，人口结构性矛盾，将对经济运行全领域、社会建设各环节、社会文化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人口问题专家蔡昉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我国有两个重要的人口变化转折点：第一个是2010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到达峰值；第二个是2025年前后，可能会达到人口总量的峰值。

第一个转折点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缓慢，新成长劳动力减少，对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产生了多重影响。

一方面，劳动力短缺，意味着企业要用资本替代劳动，用机器替代劳动者。同时，新成长劳动力减少，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下降，资源重新配置的空间变小、速度放慢，生产率提高更需要依赖人口外的其他因素。另一方面，我国每一代新成长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素质均高于上一代，新成长劳动力减少后，劳动力素质改善的基数也在减小。

“所有这些影响因素汇总在一个模型中分析，其结果就是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下降。”蔡昉说。

第二个转折点预计在2025年前后出现，即人口总量达到峰值。蔡昉从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角度分析了这一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从出口看，随着人口数量减少，劳动力不足会加大工资上涨速度。在制造业方面，会导致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下降。

从投资看，人口增速的下降，会削弱国内的投资需求。我国的投资增长率从第一次人口变化转折点的2010年起已经在持续下降。

从消费需求看，人口规模通过三个效应影响消费。一是人口总量效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增长快慢与消费增长成正比。二是收入分配效应。人口总量减少后，如个人收入不增加，则总消费倾向偏低。三是年龄结构效应，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通常较低，人口老龄化将直接产生抑制消费的自然倾向。

除了挑战，“变老”“变小”也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孕育着新的机遇。

从供给侧看，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已成为我国老龄工作的重要方向，这也是人口红利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关键举措之一。

在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中，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占55.83%。这些低龄老年人大多具有知识、经验、技能的优势，身体状况尚佳，发挥余热和作用的潜力较大。受访专家提出，开发低龄老年人力资源、提高劳动参与率，是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的重要举措。

从需求侧看，人口老龄化能够促进银发经济发展，扩大老年产品和服务消费，有利于推动技术进步，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动能。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说，如果银发经济激活了新消费，将提供大量卫生保健领域的经济和商业机会，还对生物技术、设备、制药和护理服务领域发展有较大拉动作用。“比如在日本，机器人被广泛应用于养老康复，这直接带动了机器人产业发展。”张占斌说。

在党俊武看来，银发经济，不仅限于养老领域。老龄产业，是全生命周期概念的大产业。“老年消费的升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对居住条件的要求不断提高，对健康养生消费需求愈发强烈，对旧家电升级换代需要越来越集中，对主题老年旅游的关注度逐步提升等。”党俊武说，面对老龄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要转变产业发展观念，确立新的发展战略和商业模式，助力银发经济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抓住十年窗口期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从我国人口结构变化的趋势看，高龄少子化趋势尚未固化，未来十年将是积极应对的重要窗口期。

一方面，未来十年我国人口老龄化水平不算太高，老年人口的增长仍以低龄老年人为主。“七普”数据显示，当前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中，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占55.83%。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也预测，到2030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将达到25%左右，老龄化程度低于多数发达国家水平。

“十四五”时期，65岁及以上老人一般在1960年前出生。而1959～1961年我国遭遇三年经济困难，人口出生率下降，新出生人口数量减少。

“由于年龄结构变化的历史原因，65岁及以上人口的增长速度在‘十四五’期间会出现短暂放缓。养老资源需求，特别是护理需求的压力还不是非常突出。这给我们留出了制度建设和调动资源的宝贵时间窗口。”蔡昉说。

另一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调查，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为1.8。只要做好相应的生育支持措施，实际存在的生育潜力也能发挥出来。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与日本、韩国等国家高龄少子化已经固化的趋势有所不同，我国高龄少子化趋势仍有动态变化的某些特点。主要表现在，相当一部分群体有生育二孩、三孩的意愿。如果采取生育、养育、教育等一揽子结构性支持政策和制度安排，控制新生人口下降的态势，就能有效防止高龄少子化趋势的固化。

“社会政策的制定，应更多从人的全生命周期角度出发。”李实说，一个人从出生到老去，可分为三个阶段：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进入劳动力市场、退出劳动力市场之后。“一老”“一小”正处于全生命周期的两头，特点是都需要更多的基本公共服务。

应对“一老”新形势，“积极老龄观”和“健康老龄化”已经成为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核心。

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到印发《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再到印发《“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一系列新理念、新决策、新部署，既体现了对社会变迁和人口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也说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方案正在不断升级。

翻开2月刚刚出台的《“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推动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进入高质量发展“2.0”版本、明确完善老年健康支撑体系、扩大普惠型养老服务覆盖面、首次专章提出“大力发展银发经济”等实招硬招，紧扣养老服务供给、老年健康支撑、为老服务、要素保障能力、社会环境这五大目标，明确了未来一段时间老龄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的行动指南。

应对“一小”新需求，近年来一系列积极的生育支持措施不断落地，重点降低生育、养育、教育的高成本，不断回应社会多元化的需求。

蔡昉说，要使我国总和生育率回升到2.1的更替水平和意愿水平，关键在于降低“三育”成本。实施一对夫妻生育三个孩子的政策，须辅以相关的配套措施，拿出真金白银的改革举措，将“三育”成本降下来。

“应对高龄少子化的结构性政策与制度安排，要促进总和生育率回升、提高劳动参与率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政策相结合。”迟福林说。

人口变化是慢变量、长变量，应对“一老一小”新挑战是一个长期过程，不会一蹴而就。在全面准确把握我国人口结构变化趋势的基础上，不断深化认知，创新政策措施，就能更好回应“养”“育”之需，推动国家战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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