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新冠肺炎上时，却似乎鲜有人注意到，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我国人口出生率再创“新纪录”。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140005万人，比2018年末增加467万人；从几个关键的人口出生数据上看，全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34‰。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的人口出生率再度创下了历史新低，而老龄化程度创下新高——全国65周岁及以上人口17603万人，占总人口的12.6%。这意味着，我国14亿人口的背后，是人口少子化与老龄化形势的日益严峻。

　　当前，很多人返工的日子被一再延迟，在家办公成为潮流，市场上有人戏称道，得益于这段居家隔离的日子，十个月后的我国将有望迎来一波人口生育高潮，但事态究竟如何演进，要到年底才见分晓。而眼下一再创新低的人口出生率，或许更值得我们深思。

　　放眼全球，不仅我国，全球很多国家都面临着人口增长放缓的困境。根据联合国发布的报告，自2010年开始，世界上共有27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数量下降了至少1%。

　　这当中，以我们的两个邻居——日本和韩国最为典型。

　　公开数据显示，2019年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超过28%，但出生人口仅为86.4万人，创下1899年以来的新低；同时，当年死亡人口高达137.6万人，意味着日本当年人口负增长51.2万人，这已是日本人口连续第9年负增长。

　　韩国的人口总量虽然还在持续增加，但人口生育率正呈现出比日本更甚的断崖式下跌态势，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高达14.42%。牛津大学人口学教授大卫·科尔曼撰文称，韩国或将是第一个因人口减少而从地球上消失的国家。

　　于任何经济体而言，人口少子化与老龄化都会深刻影响到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公共设施与福利制度等方方面面。近些年，日、韩两国的经济疲态有目共睹，而背后的人口结构变化难辞其咎，其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适龄劳动力供给趋减。

　　适龄劳动力，指代那些年龄处在15-64岁的劳动力群体。通常情况下，适龄劳动力的供给规模是由总人口中处在劳动年龄人口的多少来决定的。受到少子化与老龄化的双重影响，适龄劳动力供给规模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下降，不仅会提升实体经济的用工成本，影响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还将提高全社会的人口抚养比，加大年轻劳动力的抚养负担。

　　其二，财政负担与日俱增。

　　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缴纳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少，领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结果就是养老金不够用。具体而言，老年人群规模的快速壮大与平均寿命的大幅度延长，让达到法定年龄领取养老金的人数日趋增多，领取金额急剧增加，从而加重了政府对养老金支出的负担。与此同时，老龄人口的增多，将导致医疗保险制度和护理制度的成本不断攀升，这就意味着除养老金外，政府部门在医疗护理方面的支付金额也会随之提升，这会进一步加重财政负担。

　　其三，延缓产业升级步伐。

　　一般来说，中老年人更习惯于长期居住生活的地区和长期从事工作的单位，并且形成了较为特定的专业技能，使得他们对新技术的掌握能力和对职业变动的适应能力较差，也常常不愿意搬迁到其他地区居住或改变自己的工作岗位，从而导致劳动力从衰退产业和地区向新兴产业和地区的流动受到限制，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此外，老年人的技术开发能力和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往往不及年轻人，这便使得新兴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受限，并拖累整个国家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

　　也正因为上述种种，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十分重视日益严峻的人口形势问题，并寻求有效的解决办法。

　　在前不久播出的《奇葩说》节目中，作为嘉宾出席的著名人口学者梁建章讲了这样一段话：

“如果在人群中有一半的人来自二胎家庭，那说明上一辈人的1/4生了二胎，考虑到丁克家庭及不婚族，平均生育率约1.1，在人口学上相当于每代人会减半，在三四代后的100年后中国人口将少于美国，三四十代后，中国人将灭绝。”

　　随后不久梁建章又发文对节目中的观点提出了补充，虽然这种计算只是数学推算，但如果以目前我国的出生率推算，不是危言耸听。

　　事实上，早在2012年，梁建章就与北大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合著了《中国人太多了吗？》一书，提出了“中国人口发展政策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只有尽快放开生育政策，中国的发展才能持续”，这一观点在当年的舆论环境下显得颇为“惊世骇俗”。不过近些年，随着人口问题的逐渐凸显，经历了30多年计划生育的我国，人口政策已发生根本性转向。

　　例如，2013年的全国机构大调整，将卫生部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合并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同时将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研究拟订人口发展战略、规划及人口政策职责划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到了2014年，国家启动“单独二孩”，一年后，“全面二孩”正式铺开。

　　然而，国人的生育意愿并没有因此调动起来，甚至还在不断走低，近几年的人口生育率数据便是佐证。

　　部分原因，要归于人们生育观的改变。

　　一方面，“多子多福”的传统理念已渐行渐远。在不少父母看来，在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必须要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想尽办法加大各种投入，以期让孩子未来能够从竞争中获得优势并脱颖而出；可若是多生一个，孩子身上的各种成本难免会成倍增长，如此反倒成了“多子多负”。于是，“少养精养”的方式成为了许多中国父母的首选。

　　另一方面，女性地位已明显提升。当前，我国女性中的职业女性与知识女性占比正在逐年扩大，这群现代女性崇尚在经济上能自立、生活上能自主、社会上具有一定地位和尊严，喜欢自我设计和规划以寻求自己理想的人生，而不是一辈子做经济上依附于丈夫、生活上以生育孩子和照料家务为主业的传统家庭主妇。此时，生孩子反倒成为了一种障碍和负担，故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少生甚至不生孩子。

　　当然，除了观念的转变外，人口生育率的持续下滑主要还是经济因素在起作用，尤其是以下四方面刚性支出，让很多家庭对生娃望而却步：

　　其一，高企的房贷房租挤压消费与储蓄；

　　其二，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子女教育支出；

　　其三，难以预估的医疗费用；

　　其四，压力渐增的养老。

　　这些无不暗示着我们：生育问题，绝不仅仅是生育问题。

　　不管什么问题，总归是要去想办法解决的，各个国家皆是如此。

　　如前所述，全球很多国家，如欧洲的德国、法国、俄罗斯、芬兰、瑞典、丹麦，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大洋洲的澳大利亚等诸多国家都处于低生育率的困境中，由此带来了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养老保险体系运行压力增大、劳动力短缺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不过，这倒逼着他们在提高生育率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实践，范围涵盖减税、社会福利、就业支持、社区互助等诸多方面，并形成了一系列较为成熟的经验。

　　正所谓“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寻找到一些可供参考借鉴的地方。

　　梳理可知，国际上的主要做法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提供经济支持，以减轻父母抚养孩子的负担。

　　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都对生育子女的父母予以现金奖励。以东亚地区为例，新加坡对于新生儿的奖励金额高达每人4万元人民币；如果是第三胎或者以上，该奖励金额会上升至5.5万元人民币。

　　除了现金奖励外，不少国家还给幼儿提供抚育津贴，这其中主要包括对孩子物质消费成本的补偿与对孩子教育投入的补偿，即养育津贴与教育津贴。

　　在养育津贴方面，瑞典有未满16岁子女的家庭都可以申请，普通儿童津贴为每月约700元人民币，如果该家庭有三个及以上的孩子，则会另有每月700元人民币的附加补贴，费用均来自政府税收；在日本，根据2004 年修订的《儿童补贴法》的规定，一个家庭第一个和第二个孩子可以获得每月每人约310元人民币的补贴，如果有三个及以上孩子，则第三个之后的孩子每人每月可以获得约650元人民币的补贴，补贴年限从出生直到小学三年级。

　　在教育津贴方面，法国孩子的托儿费完全由政府予以报销，如果是双胞胎或多胞胎，政府还会出资雇佣保姆去家里照顾；在新加坡，政府支付高额的托儿费给生育孩子的家庭，即使是没有工作的妇女也可享有托儿津贴。

　　此外，不少国家还在税收减免上做文章。例如，德国、意大利、瑞典、丹麦和比利时的生育给付和每月的生活津贴不需缴税；芬兰的生育给付、生活津贴、托儿津贴、育儿津贴等都可以进行税前抵扣；而新加坡税务减免的人员范围不仅涵盖孩子的父母，还包括祖父母甚至是帮助照看孩子的女佣。

　　其次，减少父母（特别是母亲）工作和家务劳动时间安排方面的冲突。

　　父母工作和家务的冲突是导致生娃计划一拖再拖的关键因素，而各国主要通过增加带薪产假、带薪育儿假或临时假、无薪育儿假、父亲假等方式来解决问题，进而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例如，荷兰的女性员工可以申请最长6个月的无薪非全日育儿假，这使得家长能够安心在家抚养孩子，而无须担心以后无法重返职场；法国、瑞典、葡萄牙等国还给予男性带薪假期，以便父亲能够在照顾婴儿方面给妻子相应的支持与帮助。

　　另外，在一些产假或育儿假较短的国家，政府会致力于让照料孩子的父母亲在弹性工作制下就业，或者利用先进技术使得办公空间不再局限在办公室，在家里也可以实现远程办公，这一点，新加坡、韩国等国家都有所实践。

　　再次，为子女入托入学创造便利。

　　一方面，不少国家着力增加各类学期教育及义务教育阶段的服务供给。例如，日本自1994起先后制订并施行了“天使计划”、“新天使计划”及《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其主要措施包括充实学龄前儿童的教育和保育工作，实施社区育儿援助等；2007年开始还实施“放学后孩子计划”，使得孩子们在放学后也有安全及健康的活动场所。此外，日本还通过上学援助、学费减免、发放奖学金等方式来减轻家庭的教育费负担。

　　另一方面，鼓励雇主在职场内设立育儿设施，法国和日本为典型案例。其中，法国政府对于投资兴建托儿机构的企业予以成本税前列支的优惠政策，而日本则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规模较大的企业在企业内部设立育儿设施。

　　最后，住房等其他福利。

　　住房问题是普天之下的老百姓最为关心的问题。为此，不少国家积极推动住房福利的普及，以求提高居民生育意愿。例如，新加坡政府允许有子女的夫妇优先购买政府保障性住房“组屋”，而且年轻夫妻可以分两次支付新组屋的定金；而韩国的《低生育老龄社会基本计划》中明确规定，每年提供5万户的住宅援助，援助目标是无住宅并且低收入的新婚夫妇。

　　同时，各个国家还从改善孕期与母婴保健服务、加大对生育困难人群的支持等方面着手。例如，韩国对于孕妇的产前检查费用予以补贴，对新生儿实施医疗服务援助，对孕产妇和新生儿给予营养指导，且对新生儿的预防接种给予国家补贴；新加坡政府则会承担那些生育困难人群75%的辅助生育技术治疗的费用。

　　此外，各国还基于本国国情，从婚恋等方面入手来营造鼓励生育的社会氛围。比如，日本政府将政策范围扩展到恋爱与婚姻领域的援助，为年轻人组建家庭提供咨询，并通过大力宣传来纠正性别分工和职场优先的企业氛围；法国则明确规定，契约式同居期间生育的孩子享有与婚内生育同样的权利。

　　以上种种，都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不过，一切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是基于具体国情与国力，而不是照搬国外的经验。至于如何制定相应的保障政策，也是对国人智慧的考验。

1949年9月，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提出：

“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此言本是用以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革命人口论”，不过拿到今天来看，似乎别有一番感觉。

　　毕竟，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可要是没了人，一切都是空谈。“大国空巢”的剧情，相信谁都不愿意看到。

　　而今，面对人口出生率的逐年走低与老龄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很多学者都在提醒着“人口危机”的渐行渐近。在此背景下，除了生命的延续、香火的传递和希望的寄托之外，生娃这件事，仿佛又被赋予了新的使命。

2018年8月，《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一篇名为《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的文章，其中一段话令人印象深刻：

“……但低出生率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开始不断显现。中国的人口红利基本已经用完，老龄化加剧，用工成本上升，社会保障压力大……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仅仅靠家庭自觉，还应该制定更为完整的体制机制。说白了，生娃不只是家庭自己的事，也是国家大事。”

　　个中深意，耐人寻味。

　　眼下，新春佳节已过，一切都是如此春意盎然、生机勃勃。那么在这满载憧憬的2020年，你愿意生个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