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各国养老政策：哪些人拥有养老的“资格”？

前段时间看了一部很有意思的日本电影《家族之苦》，讲述一个三世同堂大家族的生活故事。

在东京的郊区，平田一家祖孙三代过着宁静祥和的日子。在公司工作了大半辈子的一家之主平田周造刚退休不久，准备好好享受退休后的惬意生活，平时没事就出去和朋友喝喝酒，打打高尔夫球。

在老伴平田富子生日这天， 周造问老伴想要什么礼物，谁知老伴竟然给了他一份《离婚申请书》，说：“如果你是真心想给我送礼物，就把离婚协议书给签了。”

整个大家族知道母亲要离婚，瞬间炸开了锅，并由此衍生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

图片来自尖椒部落，插画师：左丘

如果你不了解日本的政策背景，你可能会觉得非常惊讶，平田富子年龄这么大，这个时候选择离婚，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

为什么妻子态度坚决地要离婚，而且选在丈夫刚退休的时候呢？

这背后和日本的养老政策非常相关。

“依附男性型”养老

根据日本的政策规定，日本男性在公司缴纳的养老金时，可以将配偶加进去，意味着丈夫交一份养老金便可以享受双人的待遇。退休之后，丈夫和妻子可以分别拿到养老金。

这使得已婚女性即使不出去工作，做全职家庭主妇，未来也可以稳定享受退休金养老，当然前提是夫妻双方还在婚姻关系中。

这一套法律政策的规定背后，显示了日本政府及主流社会对于男女的性别期待：即女性在结婚后应当辞去工作，安心做家庭主妇、相夫教子，养家是丈夫的责任。

这种主流意识，使得日本很多已婚男性拒绝让妻子外出工作，认为妻子工作会让自己没面子。

这一政策固然时承认了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但也导致已婚女性极度依赖于自己的丈夫。因为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如果和丈夫离婚，又没法领退休金，未来的生活就会很艰难。

所以很多日本女性，即使和丈夫已经感情破裂，甚至遭受家暴，也很难有决心和勇气与丈夫离婚。

2007年，日本新实施的法律规定：如女性请求离婚，最高可要求获取男方公司退休金的一半。

在日本新法律出台之后，没有工作的日本家庭主妇离婚后的生活便有了一定保障。以前迫于生活压力逆来顺受的妻子们不再忍让，选择了离婚，由此还产生了流行词“熟年离婚”，即中老年夫妻选择离婚的现象。

此法律一出，日本的离婚率激增了6.1%，其中95%是女方提出。

电影中的妻子平田富子便是这其中的代表，在辛辛苦苦照顾了丈夫、儿子这一大家子半辈子后，终于等来了丈夫退休。富子也终于有时间可以拥有自己的生活，开始参加社区内的文学兴趣小组，和同龄好友们一起旅行，重拾自己年轻时有过的那些爱好，更是自己和闺蜜们一起去了挪威旅行，看到了一直期待的美丽极光。

事实上，对于这种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制度安排，日本的女性也在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反抗。有关数据表明，从1962年到2013年，日本女性首次结婚的年龄从24岁延至30.3岁，2013年结婚人数创二战后最低记录。

据分析，主要原因为女性担心婚后无法继续工作而要放弃自己的事业，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婚。

日本婚育人数的降低带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社会“少子化”、“老龄化”，养老压力剧增。

“投资收益型”养老

相对日本性别区别明确的养老政策，大多数国家的养老政策则更符合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投资收益逻辑，即工作期间交得多，退休后就领得多。

在美国、德国和英国这几个发达国家更加明显。

美国的养老责任由政府、社会和个人等多方面共同承担。其资金来源主要是在职人员把工资所得的一部分作为“社会保障税”上缴给政府，用于发放给已退休者、残疾人以及他们的家属，在职者退休之后便可以从社会保障制度中享有相应的福利。

在职人员退休后获得社会保障福利的多少视其工作时间长短、缴纳社保税数额以及退休年龄而定。但提前退休者的福利额，将适当扣减。

德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包括法定养老保险、企业养老保险和私人养老保险三部分，后两者又被称为“补充养老保险”。

法定养老保险资金主要来源于雇主和雇员缴费，费率根据实际需要随时调整。企业养老保险采取“直接支付原则”，即职工在工作期间积攒了多少企业养老保险，退休后他就能得到相应数额的养老金。

英国则施行的是“以房养老”。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把房产抵押给银行、保险公司等机构，每月取得贷款作为养老金，老人继续在原房屋居住，直至去世或搬进养老院后用该住房归还贷款。据调查，大约有20%左右50岁以上的老年人打算采用这种方式。

另一种方式就是出售大房，换购小房，用差价款养老。此外，还有老人将房产出售后，搬到其他物价水平较低的国家去养老。

这种“投资收益”逻辑的养老政策，看起来似乎合理，但是也意味着如果你是非正式就业人员或贫困人士，那么你也很有可能无法缴纳养老保险金，从而无法领取或者只能领取极低的养老金。

特色“二元制”养老

中国的养老制度是二元制的，农村养老政策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发展完全不一样。

新中国成立后即制定了相关的劳动保险条例、规定，基本保障了城镇居民退休后的养老问题。而农村居民是没有相关政策的，这也和当时计划经济时代，农业支援工业，资源向城市倾斜的历史背景有关。

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家进行的一系列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也是针对城镇企业职工，从原先的企业一方负担社会保险费用，逐步变为企业和职工共同负担，再到90年代企业、个人、国家三方负担。

事实上，不断变革的养老保险制度，和改革开放的时代大背景有关，但是也使得一批90年代下岗的国企职工因无法自行支付养老保险 ，而变成无社会保险群体。

与此对应，我国农村依然是由家庭承担了养老的主要责任，这也是传统“养儿防老”观念兴起的根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农村去城市打工，传统家庭养老无法满足农村老人的照料需求，因此产生了空巢老人的社会问题，老人自杀等悲剧事件屡见不鲜。

但是农村的社会保险制度正式全面的建立，比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要晚很久，而且发展缓慢。

1992年，民政部正式出台《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但是由于缺乏政府资金支持，养老金待遇低，实际上变成了储蓄性质，施行了几年后便宣告搁浅。

2009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新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才正式启动，但是由于“新农保”保障水平低，相比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强制性缴费，“新农保”属于自愿参保，个人缴费和集体配套补助都不具有强制性等等问题，“新农保”目前来看还很难满足其农民养老的需求。

改革开放四十年，第一批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打工者都在面临着养老问题。由于早期我国关于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政策不健全，很多打工者早早来到城市工作，在城市的发展建设中贡献了自己的青春，但是很多都未缴纳社保。

近几年，有相关政策出台，允许打工者补缴养老保险，但是由于一次性交付金额太大，超出打工者承受范围，很多人也只得放弃。而且很多大龄女工因为找工难，工作都是非正式就业，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途径缴纳社保。

没有养老保险，“退休”二字于她们来说也就毫无意义。

纵观全世界各国的养老政策，纷繁复杂，虽然每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不一样，政策条款也各不相同，但是政策背后都反映了一个国家和社会的主流价值。

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始终贯彻以投资收益为原则的养老政策，日本则在投资收益原则的基础上，制定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养老保险制度，而处于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中国，在探索发展的道路上，养老保险制度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发生改变，并出现城乡二元分隔的养老制度。

当人们在讨论退休年龄延长合不合理，缴纳社保能不能保障老了能领到养老金时，广大大龄打工者，更多时候连缴纳社保的机会都没有，更谈何退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