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20世纪末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老年人口数量和占总人口的比重持续增长，2000年至2018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从1.26亿人增加到2.49亿人，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0.2%上升至17.9%。未来一段时间，老龄化程度将持续加深。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人就《规划》有关情况回答了记者提问。内中谈到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要改善劳动力的有效供给，一方面要全面提高人力资源素质，另一方面要推进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包括创造老有所为的就业环境，充分调动大龄劳动者和老年人参与就业创业的积极性。

　　重视“老有所为”，确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所不可忽视的。“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不宜片面的错误的把老年人看成是包袱和负担，看成是无用之人。老年人虽然不再有年轻人的那样朝气蓬勃的锐气和精力，但是老年人饱经世事风霜，拥有年轻人不具备的经验和智慧，也自有其价值和作用，俗话说得好：“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尽管有些老年人，特别是一些高龄老人因健康原因不再能参与社会活动，需要社会照顾，大多数年老年人则因寿命的延长，还是能为社会发挥余热的。季羡林先生生前曾表示，他对报纸上天天大声叫嚷“老龄社会”，好像人一过六十就成了社会的包袱，有着极大的反感。他说，不少人虽然寿登耄耋，年逾期赜，向着百寿甚至茶寿进军，但仍然勤勤恳恳，焚膏继晷，兀兀穷年，难道这些人也是社会的包袱吗？季羡林先生就是这样的老人。他逝世于2009年，享年98岁。改革开放时他已是60多岁的老人，但他三十多年的老年人生，在学术文化上继续创造了耀眼的辉煌。199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过一本书，叫做《文化老人话人生》，内中收有冰心、巴金、吴组湘、贺绿汀、薛慕桥、艾芜、臧克家、楼适夷、冯至、赵超构、钱伟长、柯灵、李霁野、萧乾等前辈为此书写的文章。当时他们都已“寿登耄耋，年逾期颐”，进入了高龄老人的行列，但都还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心著书立说，发出明亮的光与热。如今健在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生于1930年，现年89岁，仍在为解决人们“吃”的问题，继续卓有成效地向上攀登。

　　除了文化老人，其他老干部、老战士、老工人、老模范等等，也都有“余勇可贾”，“献了青春献白发，甘洒余晖托朝阳。”“将军农民”甘祖昌夫人龚全珍从1957年到退休的50多年中，一直在农村中小学执教，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初心，热心公益，关怀儿童，被评为“感动中国2013年度十大人物”。随着人的寿命的延长，低龄老年人健康水平的上升，国际老年学会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老年人活到75－80岁时，其生理和心理功能，完全可能和从前一样没有多大变化。加之技术的不断发展，重劳动岗位日益减少，在不少国家，劳动生产岗位也有不少老年人的身影，老年技工深受欢迎。这就是说，老年人既可以从“文”，也可以从“武”。读《三国》，那些建功立业的将领，固然有周瑜这样的年轻人，但也有黄忠、赵云、严颜这些老年人，他们过了古稀之年都仍在战场上驰骋。

　　这些都说明，要全面看待老年人。人不可能青春常在，但可以老当益壮。不要把老年人视为社会的负担和包袱，而应一样看作是社会的创造者和推进者。关怀老人，在重视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同时，不可忽视“老有所为”、“老有所用”。退休老人如果身体尚可，让他们有机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在为社会发挥余热，改善社会劳动力的有效供给的同时，也有益于加强他们与社会的联系，摆脱孤独寂寞感。让精神有所寄托，使生活充实起来，延缓老年人生态和心态的老化。2002年联合国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强调以尊重老年人的人权为前提，以“尊严、照料和自我实现”为原则，建立“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内中强调的是，老龄人口要积极参与到社会中去，通过参与外界活动，收获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这就需要社会改变对老年人的形象定位，积极创条件便于老年人用适合他们的方式融入社会，让他们在“有所为”“有所用”中燃烧他们的余热，而不是把他们视为“包袱”冷藏起来，窒息了他们生命的晚霞之光。

　　基于此，创造“老有所为”的就业环境，既是一种爱老尊老行为，也是一种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努力中应得到充分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