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段“老人无健康码乘地铁受阻”的视频在网上热传，引发公众对于老年人遭遇“数字鸿沟”窘境的热议。

　　移动支付、线上挂号、网络约车……面对“数字化生活”洪流，老年人很难置身事外。记者通过电话、邮件及微信等方式了解了全国多个地区疫情防控期间老年人的“数字化生活”情况。

　　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疫情期间处处不便

　　疫情防控期间，到处都需要扫健康码，但部分老人使用非智能手机或不会操作智能手机，无法完成相应操作，导致出行不便。

　　天津市一小区物业人员告诉记者：“老人进小区是个难题，因为不少人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没有健康码。”

　　有的老人在出门就医时遇到了困难：不会用绿码，上不去公交车，还耽误一车人时间。好不容易到了医院，扫不了码，又被拦在队伍外边。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张宝义在接受《半月谈》采访时表示：“老年人长久以来习惯的现金购物、排队挂号、在窗口购票等生活方式，疫情之前尚能维持，疫情出现后服务业窗口作用削弱，为减少接触改为线上服务，点餐、挂号、政务……不少老年人懵了，跟不上社会变迁的节奏，在‘数字化生活’中被‘代沟式’淘汰。”

　　有媒体报道称，新技术在给人们生活带来更多方便的同时，也让许多老年人成了“数字贫困户”。

　　不过，也有受访者表示，受疫情影响，大部分老年人为了避免感染，很少出门，在不得已要出门的情况下也会有人陪同。而且一些城市在疫情防控期间均有针对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人士的措施，利用测量体温和登记身份证取代健康码，生活并未受到太大影响。

　　数字产品忽视诉求无形增加触网负担

　　记者注意到，很多老年人不会使用现在的智能设备，还停留在传统的生活模式中。

　　河北省张家口市怀安县西洋河村的刘奶奶只会使用按键手机打电话，如果需要视频聊天，就由同村的亲戚带着手机过来，帮助她和子女视频连线。在刘奶奶生活的村子里，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基本没有“数字化生活”的影子。

　　有些老年人虽然可以使用微信基本聊天功能，但网购、打车、手机支付等这类流程稍微复杂一点的操作对他们来说仍然比较困难。

　　除了使用智能设备存在障碍以外，记者注意到，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老年人的数字素养难以匹配复杂的新媒体环境。

　　在子女的帮助下，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张阿姨学会了使用微信支付，但有一次在某视频中看到网络支付会导致银行卡被盗，此后她便拒绝再使用微信支付了。

　　除老年人自身原因外，数字产品不适用也增加了老年人“触网”负担。

　　张阿姨吐槽说：“几年前，女儿给家里买了一台网络电视机，打开后操作界面太复杂，找个想看的节目特费劲。”无奈之下，她只好又把老电视搬了出来。

　　不过，记者同时发现，并不是每位老年人都有强烈的数字需求或者遭遇了“数字困难”。

　　安徽省滁州市的小刘这样描述生活在农村的爷爷的生活——不需要数字设备，没有遇见“数字困难”。“农村可以实现食品上的自给自足，如果需要进县城购买其他物品，坐车也都只收现金。对于老年人来说，基本的老年机和普通电视已经可以满足日常生活需要了，村子里的老年人有他们自己的生活和娱乐方式，他们自得其乐。”

　　也有些老年人会使用智能设备去满足自己的娱乐需求。辽宁省抚顺市的董奶奶在朋友的推荐下，下载了今日头条和抖音等App，每天的浏览时间都很长，她认为这些操作不仅让她开心，还能打发时间。

　　数字反哺并不容易学习意愿至关重要

　　有业内人士称，老年人在听力、视力、记忆力等方面有其年龄特点，目前大部分手机软件专注于青年和中年群体，在产品设计上缺乏对老年用户的考虑。目前还处于传统社会向数字化社会逐渐过渡的时期，一些机构和商家为快速发展，在设计理念和产品功能上一味追新求变，没有兼顾老年用户的习惯。

　　腾讯研究院与深圳大学周裕琼教授团队联合发布的《吾老之域：老年人微信生活与家庭微信反哺》报告指出：从某一层面来说，“老”与日新月异的科技一样，都在代代更迭。这个群体是流动的，其特性与需求也是变化的，故不能将他们粗暴定性，秉持“无论老年人还是其他群体，都完全可以选择最适宜自己的方式生活”，无疑是一种最基本的态度。

　　周裕琼认为，对于不同情况的老年人需要区别看待，不必强求其接入数字社会，不要过分强调其面临的“数字困难”，要有保障其权利的相关措施。目前主流科技单一服务于年轻人的现状，对其他群体不够友好。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反过来也将局限科技的自我发展。故在科技产品设计之初，应更多关照老年群体的诉求。

　　接受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认为，对于那些没有身体限制和有实际学习需求的老年人，更多还是应该靠老年人的家人进行教学指导，进行“数字反哺”。但对于“数字反哺”来说，不仅需要教学者有耐心和时间，还需要老年人有较强的学习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