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龄化、失能化、慢病化、空巢化已经成为我国深度老龄化社会的重要特征，享老、为老、养老服务需求连续三十年持续增长

截至2019年底，我国距离“老龄社会”还有1.4%之遥。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介绍2019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时表示，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25388万人（约2.54亿，2018年约为2.49亿），占总人口的18.1%。

其中，2019年底我国65周岁及以上人口已达17603万人（约1.76亿），较上年（2018年约为1.67亿）新增945万人；占总人口的12.6%，较上年（2018年约为11.9%）新增0.7个百分点。

联合国的传统标准是一个地区60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10%，新标准是65岁老人占总人口的7%，即该地区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4%，则进入“老龄社会”；比例达20%，则进入“超老龄社会”。

我国1999年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尚未完全进入“老龄社会”，但我国老龄化速度非常快。

2019年底，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2.6%，以14%为分界线，2019年底距离“老龄社会”仅差1.4%，正式进入“老龄社会”已开始倒计时。

实际上，我国部分省份老龄化问题非常突出，2018年我国四川、江苏、重庆等多个省份已经跨过14%线，即已进入“老龄社会”。

我国是世界上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2019年底1.76亿这一数据，已是日本这一最新数据的4倍以上。

据了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标志，但同时也会对劳动就业、养老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带来深远影响，需要国家和社会积极全面的应对。

我国老年人群体呈现高龄化、失能化、慢病化、空巢化四个特点

我国老龄化呈现出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趋势明显的态势，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达2600万；到2034年，预测达5650万；再加上我国未富先老的国情和家庭小型化的结构叠加在一起，数目巨大的50、60后新增老龄人口又多为独生子女，使得养老问题及相关产业发展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刚性需求。

虽然养老服务业还属于新兴产业，规模尚小，投资收益不足，但与其他行业关联密切，服务群体日益壮大，因而对整个国民经济仍有着巨大的贡献。根据全国老龄委的数据，2010年中国老年人年需求为1万亿元，这一数字在2050年将达到5万亿元。而从商务部公布的养老看护数据来看，2016年养老看护营业收入为570万亿元，同比增长16.1%，在家政服务业中占比16.3%。这一数字将随着老龄人口的持续增加而呈现高速增长态势，远高于GDP的增长率。从时间角度来看，养老产业不仅服务于老龄人口，还需要满足中青年人口的未来养老需求，具有极大的行业增长潜力。

养老服务业自身的经济创造能力并不强大，但对其他行业却有着巨大的带动作用。相关行业分析显示，养老服务业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总产出，将会带来597个单位的GDP增量，其贡献不容小觑。

据国家发改委2018年6月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共计15.6万个，各类养老床位达到700多万张，从业人数超过70万人。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仍十分明显。

然而，根据一项老年人状况综合调查数据表明，样本中25%的老年人选择入住养老院，总体上老年人入养老院意愿较低。究其原因，舍不得离开家、居家消费的传统观念仍然在限制着养老产业的发展。

利润模式影响养老产业快速扩张

养老产业是以养老机构为载体，通过提供满足老年人医疗护理及休闲娱乐等需求的服务，逐渐形成的新兴产业。目前，养老分为三种主要方式，即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

据预测，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4.87亿，然而到目前为止，老年人口的增加扩大却未能充分带动起这一群体的消费规模。在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常务理事罗椅民看来，问题仍指向养老机构的建设无法破解中国式的养老困局。

在《关于2016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早已提出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鼓励民间资本、外商投资进入养老健康领域，提倡加强社会力量在养老产业的中坚力量，鼓励养老服务开始从鼓励非盈利性转向运营主体多样化发展。然而，虽然进入养老机构的企业越来越多，受到“未富先老”问题的困扰，多数人购买养老服务的能力仍然偏低，不少养老住区项目收费过高，月租过万元、缴纳数十万元会费等，都超出多数老年人的承受能力，这就造成公办养老机构一床难求，民办养老机构床位闲置。

据记者调查了解，以北京第一社会福利院为例，仅能提供1100张床位，而排队登记的老人一度超过了10000人，是可供应床位数量的10倍。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上海。上海静安区公办民营的乐宁老年福利院仅能提供167张床位，虽然价格在每月4000～5000元，且只对静安区户籍老人开放，却仍然供不应求，导致一个床位需要等待近十年的情况出现。

作为养老医疗产业的最后一环，将来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都很难取代机构养老提供的作用，而如果机构养老的床位问题不能得到妥善解决，也必定将影响养老产业中养老旅游、老年用品、老年教育等相关养老产业的消费扩大。

“现行对养老机构、养老服务是免增值税的，非盈利性的免所得税。其他还没有什么优惠政策。不过，随着行业的发展，未来可能会出现供大于求、恶性竞争等，届时国家可能对已有政策进行调整，从而带来一定的政策风险。由于养老地产配套设施多、投资金额高、运营维护标准高，因此先期投入资金要求高。但是，养老机构要想收回投资速度却很缓慢。这会考验投资者群体的耐心。并且，目前国内养老产业处于起步阶段，项目经营主要模式仍停留在提供休闲、娱乐、医疗配套设施等，缺乏养老产业核心的人文关怀和全面服务照顾。同时，养老地产的房地产开发商缺乏养生、护理和治疗等技术资源，做物业管理又力不从心。”由于政策、市场、资本和运营多种风险并存，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岳树民坦言，这些因素都制约了社会资本进入养老产业的步伐。

产融结合可否作为破局之道？

养老产业需求繁杂、个体差异显著，因此，目前不但没有以养老产业为主业的上市公司，而且很难有一个机构能够找到真正成熟的模式，并满足养老全部需求。

业内人士指出，从市场角度看来，创设市场主体，可以建立一个类似于“京东”“大众点评”一类的养老服务供给索引平台，为老人提供便捷的沟通、筛选出优质的服务供应商、供给高效的个性化服务、以及提供多元化的支付模式。借助平台化发展产融结合，适当提高养老产业的投资回报率，才有利于社会资金源源不断地投资养老产业。

《2018中国智慧健康养老产业演进及投资价值研究》白皮书指出，目前中国人均健康管理信息化投入约2.5美元，仅为美国的3%，而我国老龄人口数量是美国老龄人口数量的近3倍。加大养老资产的流通性，使得医疗养老产业从单一的服务型重资产成为具有投资价值的数字化资产，或许可以作为未来养老产业发展的一种方向。

“系统通过去中心化的交易模型，允许机构养老与社区养老的供应商在平台上架或者预售自己的产品，同时每个机构/社区养老产品的个人持有者对于自己产品拥有完全的定价权，交易方式灵活，降低中心化定价模式的成本，这样就可以将交易方式与投资方式多样化。”参照国际养老产业机构及广泛的实地考察之后，回国开展养老业务的法国万事达公司总裁吴琅认为，养老医疗资产成为可以量化、流转、交易、增值的数字资产，才能更好地帮助地产供应商最大限度减低资金回笼周期。同时，养老医疗服务提供者也能最大程度全面详细地展现自己，并根据市场反馈灵活定价或将服务合约打包预售，护理培训机构也可提供培训合约打包出售给服务商，为服务商提供稳定专业的护理人员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