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暂时想象一下，假设你正身处一个病毒快速蔓延的世界，绝大部分感染者年龄在50岁以下。迄今为止（截至作者撰稿时），美国已报告确诊病例10.4万例，死亡病例至少达1700例，试想如果死亡人数中儿童占比最高，或者主要是初中生呢？再试想，如果科学家认为具有同类病毒暴露史的人群中老年人感染风险更低呢？面对一种全球范围内主要致使年轻人死亡的流行疾病，你会做出何种反应？

如果你发现设想之中自己的反应会跟现在不同，那我们就要提出一些更为尖锐的问题了，其中最关键的便是：老年人更易受新冠病毒感染甚至死亡的事实，是否在影响着各国（尤其是美国）应对这一全球大流行病的方式？的确有很多逻辑和政治原因，可用于解释为何美国相较于其他国家反应力度更弱。但作为一名医生，我已发现有证据表明，老年歧视也在其中发挥着作用。部分原因在于，年龄偏见一直以来都在塑造着美国老年人所能接受的医疗服务形态。

我是一名来自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的老年病学专家，这里的医疗中心排名为全美前十，同时也是西海岸水平最高的医疗机构。我们对新冠病毒的反应强度和规模都可称得上是异常卓越。在将近30年的从医生涯里，我从没见过像最近几周一样的大规模全系统性动员。但我同时也看到了一些令人心忧的现象，尤其是我遍及全国的医生同事们都在呼吁，老年病人的特殊需求与医疗科学没有得到充分重视。

举个例子，本月早些时候，医疗中心的领导宣称已针对新冠病毒儿童和成年感染者研发出特定的诊疗方案。但就我了解，面向更易受到伤害的老年病人群体的方案却并未出炉。这并非我所在的医疗中心的特殊做法，而是全国范围的普遍现象。美国医学界将老年人和成年人混为一谈，但事实上已有大量证据表明，同样的药品和疾病在老年人身上表现不尽相同。此外，儿童医院从3月初便开始对到访病患进行健康筛查，但成人医院却直到两周之后才启动这一流程。你当然可以认为这是因为儿童医院体量较小，方便管理，但也可以推测为保护成人及老年人没有那么重要，哪怕他们一旦感染导致的住院乃至死亡风险更大。

全球性灾难事件当前，这样的批评似乎不那么重要，但我们却能看见整个国家都在做着同样的决定。每做一次这样的决定，国家就失去了一次遏制病毒传播、拯救大多数年轻与年老者生命的宝贵机会：筛选出风险最高的人群以减速扩散，记录下年老的感染者早期可预测的不同症状，为老年患者找出个性化医疗方案。因为对他们而言，侵入型药物疗法只能拖延痛苦，而无法阻止死亡。

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我并非在见证初衷恶毒、表现欠佳之人的罪行。相反，UCSF的领导层英勇无私，夜以继日地工作只为了给新冠病毒感染者提供最佳医疗照料，同时保护其他病患和员工的安全。可讽刺又悲剧之处在于，这种高贵意图却正揭示了美国医疗体制内的年龄偏见有多么根深蒂固、无处不在，甚至在教育、研究以及最基础的规程、结构、政策中都留下烙印。

医学院往往花费数月时间为学生讲授儿童生理学和相关疾病知识，花费在成年人疾病领域的是数年，可老年病领域只有几个星期。老年病学甚至不在必修课程表上。国立卫生研究院1986年就要求将女性和有色人种纳入医学研究范围，却直到33年后的2019年才对老年群体采取同等措施。我的一位同事谈及新冠病毒疫情面前美国各界应对举措时这样说道：“偏见显而易见，却根本没被注意到。”但只要你稍加留意，便会发现偏见无处不在。

举个例子，看看美国追踪流感死亡患者的方式，这是最常见的可致死传染病之一。虽然老年人因此病亡的可能性大得多，但直到2018年，加州公共卫生部都只计算儿童和65岁以下成年人的病亡患者。《旧金山纪事报》得到的主要解释是，要追踪高得多的老年病亡案例数据将耗财又耗时。但问题在于，如果不弄清楚一种疾病在人群中的影响，就几乎无法找出适合于特定人群的科学疗法。如果受感染的人群是老年人，问题又严重得多。就像我们所见的这场危机，很多人都将老年人大量死去的原因归咎于年龄本身，而非一个固有缺陷的卫生系统。

社交媒体上围绕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的公众反应，已将医学文化和美国文化之间不那么微妙的互相影响展露无遗。美国公民应对病毒蔓延的态度也不尽相同，有人明目张胆的年龄歧视（一些年轻人将新冠病毒戏称为“婴儿潮清除者”），也有人满怀善意与同情（一些杂货店专门为老年顾客留出了营业时间）。两极化之间则是刻板印象和简化论。近期《华盛顿邮报》一篇文章报道了佛罗里达州一处退休社区里老年人对疫情爆发的不同反应。有些居民受部分媒体误导的影响拒绝社会隔离，同时也有其他人表达了害怕染病的担忧。然而，文章下面的评论却在集中批判前一种反应，谴责“老年人”整个群体都不负责任。

作为一名老年病学专家，我深知老年人面临着巨大的医疗服务障碍，即便没有全球流行病的时期也是如此。三月第二个星期，我的诊所为了保护病人转而实施远程线上医疗。周一那天，一位病人的诊疗进展很顺利，另一位因技术手段不足不得不中止，其余所有病人则都取消了预约，因为他们告诉诊所员工自己不会操作视频问诊。这些人长大过程中不曾接触过这项科技，也没能有幸跨过数字鸿沟。这场危机将致使我们医疗卫生系统中显而易见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不止是老年人，还有有色人种和穷人都将在劫难逃。

我从幼时就学习过“人口金字塔”模型，或者说是展示世界人口组成结构的三角形：最多的是儿童，其次为成人，最后是数量最少的老年人。而如今，我们的人口模型已经变成了纵列，意味着社会中儿童、成人和老年人各自所占的数量比例更为相近。这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现代医学的发展，使更长的寿命成为了新常态。如果要说这次病毒大流行能带来什么正面效应，那么我希望其中之一，是能够刺激医生、政治家乃至所有人来深入关注和适应人类结构的新事实。

每个人都可以帮助缔造避免年龄歧视的文化，增进个体机构的价值。包括我在内的老年病学专家正在通力合作，力求探索出最适合用于新冠病毒老年感染者的诊疗方案。这一方案中涵盖了一些必要信息，比如老年人体温相对更低，八九十岁的老年人如体温测得99华氏度（约37.2摄氏度）可能就意味着发烧状态。医院里的诊疗指南还包括其他不那么通用明显的建议，比如允许家属陪伴有痴呆或精神疾病的老年患者（不管是否感染新冠病毒）入院，以减轻病人的恐惧和激动心理，而且因为用药方面的需求，老年病人需要病床的时间往往更长。这些举措都能够助力于新冠肺炎的早期诊断，减轻老年病患的痛苦与并发症，从而缓解医疗卫生系统的巨大压力，每个美国人都会从中受益。

我这里也有一些好消息。UCSF乃至全国范围的医疗机构都在吸纳老年病学以及其他老龄化专家进入救治组，以期修正新冠病毒感染者的诊断、分类及治疗方案。在资源愈发有限的情况下，增加远程医疗服务平台，结合医学伦理提供更多可选项。这些进步意义重大。但我们仍很难不发出质疑：如果老年病人的需求和相关医学专家的建议能够从早期就得到关注，如今我们会处于什么状态？这些老年病人又会在哪里？

欣慰的是，我们还有机会做出改变。居家隔离的健康人可以通过电话、视频、卡片和家中或社区里的独居老人取得安全联系。确保老年人免受病毒感染、生存下去，不应只是国家面对这一脆弱群体的唯一目标，也不应只是全球大流行疾病期间的特殊做法。毕竟，生活在一个重视个人健康和基本人权的社会，同样至关重要。